正午的阳光透过广播电视合作社巨大的调光玻璃，碎成一片片温润的琥珀色，铺在林远指尖跳动的操作台上。
林远点击了“保存”键。屏幕上，一段关于“第三骨科医院建成投入使用”的新闻素材被送入了云端队列。这是他今天上午的第四个小时，也是最后一个小时的劳动。
“呼——”林远靠在人体工学椅背上，感觉颈椎处有一阵轻微的、由于深度专注带来的酥麻感。
“结束了？”隔壁工位的老张也正好推开键盘，摘下了那副有些过时的复古黑框眼镜。老张年近五十，在联合公社的媒体中心干了快十年，是个对“旧时代”的小玩意儿病态痴迷的家伙。
“结束了。下午得去教育委员会报到，登记下一季度的轮值。”林远起身，简单整理了一下由于久坐而略显褶皱的亚麻衬衫。
“嘿，你可以啊。”老张揶揄地挑了挑眉，“那可是教育委员会，多少人盯着的‘重活’。放在五十年前，你这叫‘部委高级干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才能考上的‘铁饭碗’。现在给你机会，你倒一脸被征了徭役的表情。”
林远苦笑一声，两人并肩向电梯走去：“张哥，你又拿那些旧词儿开玩笑。以前那是当官拿薪水，是有特权；现在去委员会干活是尽义务，那是全公社最琐碎的协调工作。我宁愿在电视台剪一辈子片子，也不想去处理那些堆积如山的社区教学资源分配方案。”
“得了吧，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老张呵呵笑着，两人一路走进了位于一层的社区食堂。
食堂里弥漫着一股新鲜迷迭香和烤制淀粉的香气。自助餐台上，各色菜品在恒温感应灯下呈现出诱人的色泽。在一处专门的“深海配给区”，冰盘上整齐地码放着鲍鱼和各类刺身，那是当季新鲜的海产品。然而，那儿冷清得很。
林远扫了一眼那些名贵的软体动物，胃部没有产生任何生理性冲动。他随手取了个餐盘，夹了些清炒的时令鲜蔬，一个色泽枣红、泛着油光的烧鸭腿，一根金黄的甜玉米，最后顺手拿了两个青皮橘子。
“真不来点鲍鱼？今天这批看起来肉质很厚。”老张在餐台取了自己早上在手机上预订好的烤鱼搭配芝士烤土豆，朝林远走回来。
“太腻。下午还得跑路，吃清淡点。”二人在一张靠窗的木质长桌坐下。长桌上有着年深日久留下的细微刻痕，那是无数个平凡中午留下的生活质感。
在这一刻，如果我们退回到那个被称为“史前史”的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一幕对当时的观察者来说，无异于一场荒诞的梦境。在那里，鲍鱼、海参或是任何冠以“珍稀”名号的物质，不仅是蛋白质的载体，更是阶级的货币，是傲慢的勋章。
当一种物品的交换价值高于其使用价值时，它就不再属于胃袋，而属于虚荣。
为什么在联合公社的食堂里，这些曾经令无数人垂涎、甚至需要支付数日劳作薪酬才能换取的“高级食材”，如今却像路边的碎石一样被视若无睹？
答案并不在厨师的调味里，而在于一种古老魔咒的失效：匮乏。
在那个旧时代，人类的欲望是建立在“他人无法拥有”的基础之上的。当一种资源被资本逻辑刻意维持在稀缺状态时，它就获得了一种神圣的毒性。人们吞噬鲍鱼，本质上是在吞噬某种优越感，是在确认自己并未坠入那个被称为“赤贫”的深渊。
然而，一旦社会生产力跨越了那个阈值的门槛，一旦自动化的机械臂取代了采珠人的肺，一旦分配不再通过名为“价格”的皮鞭来驱赶，奇迹发生了。
当一种商品可以像空气和阳光一样按需取用时，它的边界感就消失了。没有人会因为今天多吸了几口氧气而感到自豪。当生存的恐惧从人类的骨髓中被彻底抽离，当“占有”不再意味着安全，人类那被扭曲了数千年的胃口，终于回归到了它最纯粹、最质朴的状态：生理的需求。
这种转变是深刻而寂静的。它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这个时代，人不再通过“拥有更多”来证明自己“更是个人”。鲍鱼在这里仅仅是鲍鱼，一种口感略显坚韧的海洋软体动物，它不再是身份的代写，也不再是奴役的奖赏。
这便是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自由：当物质丰富到足以消解贪婪，人类才真正开始了审美的生活。
于是，林远走过了那些“昂贵”的软体动物而选择了一根玉米和两个橘子。这不是因为他在进行某种苦修，而是因为在那个瞬间，他的身体确实只需要这些。这种对自己欲望的绝对诚实，是新世界赋予每个公民最隐秘、也最伟大的奢侈。
这里的取餐秩序井然，没有人加塞，也没有人为了多拿一勺肉而争抢。每个人都在终端上预约自己的就餐需求，到食堂直接按照号码取餐，如果没有预约也可以直接到自助区取个餐盘自己选。林远看着邻桌的一个少年，那孩子正用叉子挑着意式肉酱面往嘴里送，一边的母亲拿起纸给他擦嘴。
“对了，”老张嚼着鱼肉，含混不清地问道，“你下午怎么过去？走路还是坐轨道？”
林远点开手腕上的个人终端，调出预约界面，“约了共享巴士，刚好有一辆会在三十分钟后经过门口。”
吃过饭，林远告别老张，走出大楼。
空气中带着一种雨后初晴的芬芳。他站在路边，等了不到一分钟，一辆白绿相间的全自动驾驶电动巴士便无声地滑行到了他面前。感应门开启，林远走进去，车上只有三四个乘客。
巴士一路走走停停，林远靠在窗边，漫不经心地打量着这卷流动的“街景纪实”。
路边曾经宽阔的马路，如今有一半被改造成了起伏的绿地和公共自行车道。在一处十字路口，原本应该是巨大商业广告牌的地方，现在耸立着一座名为《衔尾蛇》的动态艺术装置，银色的流体在阳光下循环流动，象征着物质的永续循环。
车窗外掠过一家自助咖啡厅，这是公社的公共场所，每个人都可以直接在吧台自己取杯子然后从咖啡机打咖啡，喝完咖啡后自己将杯子放入回收处会有机器自动清洗消毒，没有人服务也没有人收费，几个穿着彩色休闲服的年轻人在临街的露台上激烈地争论着什么；再往前，是一个由旧厂房改造的电玩厅和公共茶室，手牵手的男女学生在电玩厅进进出出，茶室门口坐着几位观战下棋的老人。
巴士经过一座被废弃的铁路桥，桥身上布满了藤蔓，几只不知名的鸟雀在桥孔间筑了巢。林远知道，在那层绿意之下，是旧文明为了追求“大基建”留下的沉重伤痕。
二十分钟后，巴士在教育委员会大楼前缓缓停稳，林远起身走下车。
教育委员会的大楼并不像旧时代那些权力机关一样，有着高耸的人造台阶或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武警岗哨。它更像是一座向城市敞开的巨型图书馆，灰白色的纳米石材外墙上爬满了常青的藤蔓，仿佛建筑本身也是某种生态循环的一部分。
林远在正门前的广场上驻足。那座青铜雕像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微光。
卢那察尔斯基。
林远凝视着这位首任教育人民委员的眼镜，脑海中浮现出老张在资料库里翻出来的那些泛黄的照片，仿佛看到了在那个硝烟弥漫、饥饿如附骨之疽的列宁时代，这个男人站在寒冷的彼得格勒街头，对着一群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的工人和农民，谈论交响乐的力量，谈论古希腊悲剧里的尊严。
那时候，全世界都在嘲笑这种“在废墟上谈论审美”的荒诞。但现在，林远环顾四周，他明白，那不是荒诞，而是一种超越时代的慈悲与理性。
在林远看来，卢那察尔斯基不仅是一个政治家，他更是一个伟大的“灵魂架构师”。他最早洞察到了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它绝不是某种贫瘠的、千篇一律的教条，更不是为了宣传而存在的附属品。相反，它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灿烂、最包容的文明形态。
社会主义文化，本质上是“全人类文化遗产的最终继承者”。
林远在脑海中梳理着卢那察尔斯基的思想逻辑。在旧世界，文化是阶级的护城河。精英阶层通过建立高昂的审美门槛——晦涩的歌剧、昂贵的艺术品、复杂的礼仪——来将大众隔离在文明的圣殿之外。普通人被困在为了生计而进行的碎片化劳动中，他们的感知力被磨损，审美被粗鄙的商业娱乐所收买。
而卢那察尔斯基的理想，是拆掉这堵墙。他坚信，一个不再被剥削的阶级，必须学会掌握人类创造的一切美，否则他们夺取的政权就只是一座没有灵魂的空壳。
这就引出了联合公社现行教育制度的终极导向：通才的复归。
林远走上台阶，自动感应门无声开启。他在光洁的大厅里漫步，思绪却在更深层的话语体系中游走。
现在的教育不再是为了“就业”。在陈默的档案里，林远看到过那种令人窒息的、被称为“专业对口”的逻辑：如果你是一个学土木工程的，你的生命就被禁锢在钢筋混凝土中；如果你是一个学代码的，你就不必去理解十四行诗。这种教育本质上是在批量生产“高级零件”。
但在这里，在卢那察尔斯基曾梦想并由后辈实现的体系中，教育只有一个目的：培养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一个公民可以上午在自动化工厂轮值，下午去研究古典文学，傍晚则在社区乐团里拉大提琴。教育不再是阶级跃迁的敲门砖，而是每个人获取“自由”的武器，因为阶级已经不复存在。
这种教育导向是如此清晰：它要求每个个体都拥有审美的敏锐、逻辑的严密以及参与管理社会的能力。它剥离了教育身上的功利色彩，将其还给了生命本身。
新社会的教育制度彻底去掉了旧时代对解题技巧和熟练度的病态训练。在这里，文学、美术、音乐、哲学、社会学等学科已经成为构建人类完整人格的必修基石。更让那个时代的人难以想象的是，旧教育体系下精英化的大学本科课程，在如今的高中阶段已作为兴趣选修开放。任何学生只要修完相应的课程，顶尖高校的大门便向所有有意愿进一步从事科学研究的青年敞开，不再有门第、不再有门槛、不再有为了争夺稀缺资源而进行的惨烈厮杀。
旧时代的教育主管部门并非没人意识到问题所在，但阶级社会残酷的生存竞争，使得教育不可避免地沦为战场。资产者通过教育垄断和昂贵的私域资源延续社会地位，无产者则试图通过教育改善处境、完成阶层跃迁。这种压力向下传导，使教育不得不异化为一个无情的筛选机器。学生们不再是为了探索真理而学习，而是被迫将自身加工为一个失去棱角的、标准化的“零件”。他们是做题和考试的机器，在刷题的苦役中，好奇心与创造力被成批量地磨损、消耗。
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曾反复强调的，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不是去“灌输”，而是去“开启”。他们的任务是确保每一名公社成员，无论他来自世界的哪个角落，都能平等的接触到莫扎特、康德、爱因斯坦。这种启迪是为了引导文化呈现出一种如热带雨林般野蛮生长的、蓬勃的多样性。它是一种持续的文化播种，让每个人在余暇中都能与文明史上最闪光的星辰对话。
林远在电梯前停下，看着电梯门倒映出的自己。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之所以会对“行政轮转”感到厌烦，本质上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这种“自由发展”带来的任性。而在那个史前时代，像他这样能在这里思考审美与教育的人，是极少数的幸运儿。
然而，卢那察尔斯基更伟大的远见，在于他处理“创作自由”与“国家意志”关系时的那份从容。
林远看着大厅侧壁上流动的数字艺术展。他想起在旧时代的故事中，常有一种先入为主的恐惧：人们以为社会主义意味着对灵魂的整齐划一，以为文化创作将沦为某种样板戏。但卢那察尔斯基早在一百多年前就驳斥了这种浅薄。他认为，无产阶级政府虽然在政治上是坚定的，但在艺术和科学的领域，必须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容与大度。
“真正的艺术、有天才或有才气的人是不能在鸟笼里歌唱的。鸟笼里驯养的才能使夜莺变成黄雀，使鹰变成母鸡，”林远默念着那位先驱的名言，“只有自由的艺术家、自由的诗人才会成为真正的革命家，他们的创作当然只能同他们的自由意向一致。”
新社会深知，文化的繁荣不是源于禁令，而是源于竞争——是让最高尚的艺术与最自由的思想在公社的舞台上自然博弈。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倡导的，国家可以拥有自己的审美偏好，可以支持那些反映新生活的创作，但绝不应利用行政权力去抹杀异见的流派。
在联合公社的今天，这一思想被贯彻得更为彻底。创作不再是一场赌博，不再是为了迎合市场的低级趣味去阉割思想，也不再是为了获取某种拨款而去粉饰太平。因为物质生产的极度充盈，创作从“谋生”中彻底剥离了出来。
这种自由，本质上是对人类创造力的一种终极释放。它相信当一个人不再为生计发愁，当他掌握了历史留下的一切果实，他自发创造出的东西，必然会向着真、善、美的维度自由生长，即便出现了某种偏差，也应该把纠正这种偏向、完全消除这种偏向的任务交给生活本身。也只有这样，在这片土地上才能成长起真正的、崭新的、伟大的共产主义艺术。
林远迈入电梯，看着跳动的数字。这种“创作的无限制”，才是这个社会最厚实的防御机制。因为它保证了文明永远不会因自我重复而腐朽，也保证了旧时代只能在深夜发泄狂躁情绪的灵魂，在今天能拥有无数种高贵的表达方式。
他按下了前往登记处的按钮。电梯向上攀升，就像这个文明经历了漫长的攀升，终于穿透了匮乏与压迫的云层。
电梯门在四楼无声地滑开，出现在林远面前的不是旧时代那种格子间林立、充满急促电话铃声的官僚机构，而更像是一个巨大的、半透明的社会神经中枢。
这里没有层级分明的独立办公室。巨大的环形工作区错落有致地分布着，四周的数字化幕墙上跳动着整个公社的实时数据：某社区教育中心的艺术工坊预约率、本季度通识课程的教材更新进度，以及跨区域学术交流的足迹。
“林远？新来的轮值干部？”
一个温和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观察。说话的是一个穿着墨绿色针织衫的男人，正坐在一张堆满了实物书籍——这在公社时代是种奢侈的爱好——的圆桌旁。他叫陆鸣，是本届教育委员会的轮值委员。
“我是林远，来登记这一季度的行政义务。”
“欢迎加入这个‘琐碎的部门’。”陆鸣笑着起身，指了指周围忙碌的人群，“在旧时代，这里叫‘衙门’。那时候的官员每天在思考如何制定规则来筛选人，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而我们……”他指了指大屏幕，“我们每天在思考如何拆掉规则。”
陆鸣领着林远走向登记终端，一路上，林远看到了委员会的工作日常：
几个委员正围着一个全息投影建模，那是一套针对山间社区的“移动实验室分配计划”。他们争论的焦点不是预算，而是如何确保那里的孩子能获得与中心城区完全等价的、物理实验的“感官真实度”。
“我们的工作本质上是资源的动态均衡器。”陆鸣解释道，“我们要建立的是‘统一劳动学校’。这意味着在这里，我们不承认‘职业教育’和‘精英教育’的鸿沟。如果一个孩子想学木工，我们会给他最好的木材和最顶尖的力学导师；如果他想学哲学，我们就得保证他能随时调取全人类的思维档案。我们不是在管理学生，我们是在维护他们的‘受教育权’这一绝对公共品。”
林远注意到，这里的氛围有一种奇异的透明感。所有的决策过程——从教材修订的讨论到物资配给的优先顺序——都在互联网实时同步，接受全公社公民的随机审计。
陆鸣在终端上飞快地敲击了几下，一份数字文件出现在林远面前，“不过，这次给你的任务有点特殊。我们几个委员讨论后决定开启一项‘深度历史溯源’。我们需要从教育学的角度，去剖析一份刚刚解锁的、来自几十年前的个体生存样本。他的名字叫陈默。”
陆鸣的神情变得严肃起来，他递给林远一个银色的存储盘，那里面封存着一个枯萎灵魂的全部数字化残片。
“这个陈默，他是那个‘专业对口’、‘人力资源’、‘教育内卷’时代的典型受害者。主席团希望通过整理他的档案，制作一个纪录片来展现那个曾经的时代，同时作为联合公社建立30周年的献礼。你是部门这一批轮转中唯一的媒体从业者，你可愿意接下这个重任？”
林远伸手接过资料盘，感觉到一股冰冷的沉重感从指尖传向心房。
“这不仅仅是普通的任务，林远。”陆鸣拍了拍他的肩膀，目光投向窗外广场上卢那察尔斯基的雕像，“这是为了让我们时刻记住，如果失去了对‘人’的尊重，所有的技术和效率，都会倒退回那个吃人的旧世界。”
林远走出委员会大厅，回到那个充满艺术装置和阳光的街道时，他的心态变了。他不再觉得自己只是在履行一项乏味的义务，而是觉得自己正握着一把通往地狱废墟的钥匙。
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资料盘。他知道，当他再次坐回剪辑台前时，他看到的将不再是绚丽的新闻素材，而是陈默那充满血丝的眼睛，以及那个被房价、考核和算法囚禁在狭小出租屋内的真实灵魂。
这就是他的新职务：历史的证人。
“青藤公寓”十七号楼的大厅里，暮色正顺着通透的落地窗一点点漫进来。
林远推开门，一股热烈而扎实的油脂香气扑面而来。那是共享厨房区传来的味道，几个邻居正围着自动控温的烤炉，讨论着火候与调料的比例。烤羊肉的焦香在挑高四米的空间里横冲直撞，伴随着清脆的碰杯声和某种古老弦乐的背景音，构筑出一种坚固的、独属于公社时代的安稳感。
在这种环境下，人的孤独感是被稀释的。空间不再是囚禁个体的围墙，而是彼此连接的纽带。
林远穿过热闹的人群，掌心里那个银色的存储盘却像一块吸热的冰，时刻提醒着他：他正带着一个多世纪前的阴影，闯入这片阳光。
推开宿舍门，音响里正流淌着一种冰冷、压抑且充满工业质感的旋律。
“维克多·崔？”林远听出了那标志性的低沉嗓音，“苏联末期的后朋克。顾川，你最近的品味越来越阴间了。”
顾川，林远中学时期的死党，中学毕业后社区分配住房，与林远住在了一套公寓里。林远进入了广播电视合作社，而顾川选择了进入音乐学院读研究生。
此时顾川正瘫在那张足以容纳三人的巨大布艺沙发上，手里转着一支没墨的水笔。他挑了挑眉，感叹道：“当代的人们似乎越来越难以感受到愤怒和绝望的情感，即便是在阅读历史。但好在我们还有那个时代遗留下来的音乐。”
“别贫了。”林远走过去，拍开全息投影的启动键，“来看看这个。我领了一个‘死灵魂’，我想你会对他感兴趣的。”
随着一阵微弱的电流声，温馨的客厅中心被一块突兀的、灰暗的色块强行撕裂了。
那是陈默的出租屋。
一个仅仅十平米的立方体，塞满了发黄的床单、堆积如山的快递纸箱和凌乱的电线，像一个简陋的火柴盒，挤占了他们宽敞而透明的居住空间。那一瞬间，顾川由于震惊而停下了转动的手指。
“这是……生物仓？”顾川站起身，围着那个全息投影转了一圈，眼神里透出一种艺术家的战栗，“还是某种惩罚性的禁闭室？”
“不，顾川。这是他的‘家’，他花掉了月薪的五分之一，才换来了在这个格子里呼吸的权利。”
林远走上前，手指虚浮地划过窗户外那一层锈迹斑斑的防盗网。在2078年的全息成像下，那些铁条上的焊点依然清晰可辨。
“防盗窗。”林远低声说，“在那个时代，这是城市的皮肤。人们花钱把自己锁在铁笼里，因为窗外的每一个人都可能是潜在的掠夺者。这是社会保障彻底缺失、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像玻璃一样粉碎后的物理物化。你看，这种‘防卫’本身，就是一种终极的孤独。”
顾川沉默了，他伸出手，试图触摸那个晾衣杆——它横跨在窗前，上面挂着几件经年不干的廉价化纤衬衫，彻底挡住了那间屋子唯一的自然光来源。
“光也是被剥夺的。”顾川喃喃道。
林远将视角切向书桌。桌角堆叠着一大叠从各种快餐店、便利店积攒下来的碎纸巾，还有几个为了凑单、通过算法推荐买回来的塑料摆件。这些廉价的物质碎片在全息光影中显得卑微而刺眼。
“你看这些物品，”林远的声音在狭窄的投影空间里显得有些空洞，“在那个时代，物品不是为了使用。人们疯狂地占有这些微小的、廉价的东西，是为了在波动的世界里制造一种‘我还拥有什么’的假象。占有，成了缓解阶级坠落焦虑的唯一麻药。他每攒下一张抽纸，其实都是在确认自己还没彻底滑向深渊。”
投影的边缘开始闪烁，那是数据读取到末端的征兆。林远在书桌的最里侧，发现了一个白绿相间的硬纸盒，上面印着四个模糊的字：阿奇霉素。
药盒是空的。陈默生前最后一封诊断书在系统后台弹了出来：支气管炎，由于长期疲劳与空气流通不畅引起。
“调一下环境音。”林远对顾川说。
顾川点点头，手指在频谱仪上飞快拨动。他剔除了公社公寓里的欢笑声和羊肉香气，试图还原这一方寸之地在100年前的声场。
起初是死一般的寂静。
接着，隔壁合租客由于生活琐事产生的尖利争吵声穿透了薄薄的隔断墙；窗外，远方地铁运行的低频轰鸣像某种巨兽的磨牙声；而在这重重噪音的底部，顾川捕捉到了一种最真实、也最凄凉的声音。
那是陈默。
在狭窄的被窝里，一个疲惫到极点的男人，发出的那种沉重、混浊且不规律的呼吸声。那不是睡眠的节奏，而更像是一台超负荷运转的旧机器，在黑暗中发出的最后喘息。
“他甚至连做梦的氧气都不够。”顾川关掉了音响，房间里恢复了死寂。
林远关掉投影，陈默的房间像幻影一样消散，客厅重新变得宽敞透明。但林远知道，这场打捞才刚刚开始。
林远在终端上轻轻一拨，一道飞速流动的数字瀑布呈现在眼前。那是陈默的社交媒体存根——一个由代码织就的、关于虚荣、疲惫与狂热的编年史。
“来看这些‘赛博墓碑’。”林远靠在沙发背上，手指虚划，第一幕定格在2021年的一个下午。
屏幕上是一张精致的俯拍图：一杯拉花完美的燕麦拿铁，半角露出一个印着著名大厂Logo的工牌，背景是落地窗外模糊的城市天际线。配文只有一句话：“下午茶时间，卷并快乐着。”
顾川嗤笑一声：“这种快乐看起来比那杯咖啡里的奶泡还要空洞。”
林远低头在分镜记录上写下：
资本主义之下特有的“阶级表演艺术“。个体通过展示消费残片，试图完成一种向上的社会仪式，以此掩盖其作为生产工具被磨损的事实。
时间轴滑向2022年中。朋友圈的画风变了。 陈默转发了一条“你的社保到底有多重要”的干货帖，下面紧跟着一张给姑妈转账一万元的截图，分组可见。配文写着：“该花的地方别省，至少先把医保交上，身体不舒服别忍着”
“他自己住在那样的笼子里，却在试图修补另一个世界的漏雨。”顾川的声音难得地沉重。
林远记录道：
血缘温情成为旧时代末期脆弱的伦理避难所。当社会保障体系表现出冷感时，这种基于本能的“微型互助“是他们唯一能握住的稻草。
终于，时间轴撞上了2022年的深冬，原本灰暗单调的屏幕被一种炽热、激进的色调占领了。在满屏关于“封控”、“核酸”和“裁员”的怨言中，出现了一股极其整齐的洪流：那是那个时代已经故去半个世纪的教员头像，以及由加粗字体组成的口号——“人民万岁”、“造反有理”、“继续革命”。
陈默甚至转发了一条，配文：“您在哪里”
林远停下了动作。他看着这些甚至比“旧世界”还要古老的影像，在这些充满暴力美学和宏大叙事的标语中，他读出了一种深重的、近乎绝望的迷信。
他回过神，记录下了一段冷静得近乎冷酷的旁白：
在那个极度动荡的凛冬，陈默和他的同龄人察觉到了系统性的痛苦。但由于他们被剥夺了科学认知复杂社会系统的权利，也由于缺乏对未来生产关系变革的想象力，他们试图从灰烬中寻找余温。他们高喊着史前的咒语，幻想着通过复刻某种‘大民主’的旧梦，去解决一个精密闭环的社会总资本循环危机。这是一种历史的错位，更是一场悲剧性的刻舟求剑。
“这些切片是死的。”顾川转头看向林远，“不管怎么拼凑，他都像是一个被抽干了灵魂的标本。林远，既然我们要拍，就不能只拍这些残骸。”
林远合上分镜本，眼神里闪过一丝前所未有的严肃。
“我知道你的意思。我们要看他的‘一天’。不是只看这些他发出来的碎片，而是去看那个在算法、债务、噪音和稀薄氧气中挣扎的、真实的24小时。”
林远按下了后台的深度合成键。
上午8:00。
全息影像中，陈默被手机里凄厉的、如同防空警报般的闹钟声惊醒。他在那个火柴盒般的房间里机械地坐起，由于长期缺乏阳光和新鲜空气，他的脸色呈现出一种病态的青灰色。
“他要去‘回龙苑’地铁站。”林远对顾川解释，“在21世纪初，那是世界上最大的睡城。数以万计的人像沙丁鱼一样被塞进铝合金的长龙，经过30分钟的物理挤压，再被吐在‘西高地’的出口。”
画面切到了地铁站口。那是人类文明史上罕见的壮观而又悲凉的景象：黑压压的人潮像沉默的潮汐，在铁栅栏和安检机的引导下，缓慢而粘稠地蠕动。
顾川盯着全息影像中陈默在地铁里的神情——他的身体被左右的人潮架起，双脚几乎离地，脖子歪在一个陌生人的肩膀上。但陈默的眼神却挂着一种近乎禅定的麻木，他死死盯着手机屏幕上跳动的短视频，那是他唯一的氧气。
“这种密度的挤压，在我们的时代是运送牲畜的违规标准。”顾川感叹道，他随手在合成器上敲下了一个极度压抑、高频且机械的重复鼓点，“林远，你看他的表情，他不是在忍受，他是在‘关闭’自己。为了度过这段路程，他必须先在精神上把自己杀掉。”
上午9:20。陈默出现在“百讯公司”那座极具未来感的玻璃大厦前。
他步履匆匆，甚至有些踉跄，因为他要赶在9:30早餐供应结束前，在大厦的食堂里，领到一碗皮蛋瘦肉粥和一个略微发干的烧卖。
“你看，这就是资本逻辑最精妙的地方。”林远指着陈默低头喝粥的剪影，“公司提供免费的早餐、下午茶，甚至还有昂贵的健身房和淋浴间。在那个时代的商业通稿里，这被称为‘人性化关怀’。但在我的分析模型里，这叫‘地理围栏的心理内化’。”
顾川皱起眉头：“你是说，这顿早饭其实是饵料？”
“是的。它通过微小的、甚至可以说是廉价的施舍，诱导员工提前半小时进入办公区。当陈默喝下这碗粥时，他在潜意识里已经完成了与系统的契约：既然我占了公司的便宜，那么接下来十几个小时的剥削，似乎也就变得可以接受了。这是第一道脚镣，它是热腾腾的，带着肉香味。”
林远在本上记录下这一笔：
免费的早餐完成了对个体全天候占有的心理奠基，劳动者在踏入工位前，已在胃袋里完成了服从。
上午10:30。大厦二层的3号会议室。
全息重构出的空气仿佛瞬间下降了十度。二十几个穿着连帽衫或格子衬衫的年轻人围坐在狭窄的长桌旁，空气中充满了隔夜咖啡和某种因焦虑而产生的酸腐汗味。
主管，刘志伟——一个发际线由于过度焦虑而退至脑后、眼神里透着一种冷酷精明的男人——正把一份进度表重重地摔在桌上。
“陈默，这就是你一周的产出？”主管的声音并不大，但带着一种手术刀般的刺痛感，“整个项目组的进度都卡在你这儿，后台接口调不通，前端页面在等你的逻辑。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效率问题，大家这周末都要陪你留下来复盘？”
陈默僵坐在椅子上。在全息影像的慢放中，林远看到陈默的双手在桌下死死地抠着牛仔裤的缝线。
“我……那个屎山代码的底层逻辑有点问题，我需要重构……”陈默试图解释，声音细若蚊蝇。
“我不要听解释，我只要结果！”刘志伟猛地拔高了音量，环视四周，“大家都很累，没人有义务为你的低能买单。你到底能不能干？不能干，后面排队想进百讯的人能从大厦门口排到回龙苑！”
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周围的同事们纷纷低下了头，有人在看手机，有人在笔记本上乱画，但没有一个人看向陈默。
“在那个时代，这种‘公开处刑’是一种极其高效的管理工具。”林远冷冷地注视着这一幕，“它利用了人类本能中对‘被群体抛弃’的恐惧。通过摧毁陈默的自尊，主管不仅确立了权威，更在办公室里制造了一种‘互害’的氛围——让同事们觉得陈默是害他们加班的元凶，而不是那个制定了不合理计划的系统。”
顾川摘下了耳机，转过脸，不忍再看陈默那张由于极度羞愧而变得通红、随后又转为惨白的脸。
“林远，我觉得这一幕不需要配乐。这种沉默的暴力，本身就是最刺耳的噪音。”
下午 2:00。百讯大厦四层办公区。
阳光百叶窗遮挡得丝毫无法透进室内，投射在陈默密密麻麻的屏幕上的是冷白的灯光。林远放大了那些字符，转头对顾川说：“看，这就是他赖以生存的工具。他曾经在博客里写过，代码是诗，是纯粹逻辑构筑的艺术。但此刻，他面对的是‘屎山’。”
“屎山？”顾川重复着这个粗鄙却生动的词。
“一种由于过度赶工、人员频繁更替、缺乏长远规划而堆积起来的逻辑垃圾场。”林远指着屏幕上交错混乱的注释，“前任开发者为了保住当下的KPI，留下了无数不可言说的补丁。陈默的工作不是创造，而是在这堆随时会崩塌的数字废料里，小心翼翼地修剪。他不敢重构，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只能在那座腐烂的架构上，盖上一层又一层虚饰的瓦片。”
顾川看着陈默不断揉搓太阳穴的手指，低声感叹：“他的大脑被强制用来分拣陈旧的垃圾，这不仅仅是疲劳，这是对智力尊严的凌迟。”
晚上 7:00。写字楼外的霓虹灯开始闪烁。
那是理论上的下班时间。但四层办公区没有一个人起身。陈默看了一眼右下角的时间，又悄悄抬头看向二十米外的主管办公室——那里灯火通明。
“这就是那个时代最诡异的现象：隐形的鞭子”，顾川说道。那是陈默记忆中早些时间主管某次在茶水间的“谈话”：“陈默，你以为公司规定 7 点下班你就真走啊？你不想转正了是吧？”
晚上 8:00。陈默正准备合上电脑休息片刻，刘志伟的头像突然在通讯软件上疯狂跳动。 一个全新的“紧急需求”降临了：为了应对竞品的活动，必须在今晚完成一个积分兑换模块。
陈默深吸了一口气，原本已经因为久坐而僵硬的脊椎发出了一声细微的脆响。他重新打开电脑，开始在键盘上疯狂敲击。 两个小时后的 ，正当陈默满头大汗完成最后一次保存，心脏因为过度摄入咖啡因和紧张而狂跳不止时，屏幕右下角跳出一条通知：
“该活动方案经管理层评估，因业务调整暂不发布，相关改动 cancel。大家辛苦了。”
全息投影中的陈默，手僵在半空中。那是一种近乎滑稽的定格。他刚刚燃烧掉的两个小时生命，在那行冰冷的“cancel”面前，连灰烬都没留下。
晚上 10:20。大厦外的网约车等候区。
寒风穿透了陈默单薄的卫衣，他缩着脖子站在长龙般的队伍里。按照百讯公司的规则，只有在晚上十点以后回家，才能报销那笔高昂的打车费，而这时正是软件园区的晚高峰，这意味着陈默至少要再过半个小时才能坐上车。
“所以，他们不仅仅被剥夺了白天，连回家的权利都被精确地卡在了十点之后。”顾川看着全息影像里那些排队打车的年轻人，每个人都低着头，手机屏幕的冷光映照着一张张如丧考妣的脸。
陈默终于坐上了回家的车。车窗外，西高地的玻璃幕墙在黑暗中像是一座座发光的巨型墓碑。他疲惫地靠在后座上，身体随着车辆的震动而晃动。
他掏出了手机，塞上耳机。在那个被精密算法、屎山代码和主管羞辱彻底击碎的深夜，或许他需要一点“强效药”来证明自己还活着，或者证明这种痛苦是有意义的。
顾川从历史记录中找出了陈默那晚在听的歌，那是一首激昂的歌曲，歌词唱道：
……
梦中的某地有一条路
有巨大的灯塔和花园
梦中的某处有一个港湾
那里充满了传奇
我梦中的巨龙在追寻着荣耀
在时间的洪流中我只能选择逃避
我梦中的巨龙向我讲述这故事
在夕阳的光辉下我将获得自由
……[注：歌词译自 Somewhere in Dreams - Dark Moor]
林远在操作台上划过，避开了那些密密麻麻的业务代码和冗长的会议纪要，最终在陈默硬盘的角落里发现了一个名为“Cache（缓存）”的加密文件夹。
“这名字取得真讽刺，”林远轻声说，“他把自己的内心世界称为‘缓存’，意味着那是可以随时被清理、不占主要空间的杂质。”
随着解密的完成，数百条短小的随笔像受惊的飞鸟般倾泻而出。它们大多没有标题，只有凌乱的时间戳：
顾川凑过来，看着这些文字，手指不自觉地在空中虚划：“林远，你看这些句子的节奏。它们是破碎的，每一句都像是被某种外力强行掐断了。他不是在写作，他是在逃亡。在算法的间隙里，通过文字进行一场场只有几秒钟的叛逃。”
林远在分镜本上写下：
旧时代的悲剧在于，人们必须通过自我“窄化”才能生存。陈默那些关于晚霞、枣树和云朵的渴望，被系统识别为占用带宽的“冗余数据”。他越是想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他在那个系统里就越是显得“低效”。
“这里有一段视频。”林远点开了一个带有“私密”标签的短视频。
画面伴随着轻微的抖动升起，全息投影将公寓客厅的一部分模拟成了一个狭窄得令人窒息的阳台。那其实根本称不上阳台，只是防盗窗向外拓宽出的十几个厘米，上面横七竖八地挂着没干透的袜子和背心。
那是2022年一个罕见的、晴朗的周日午后。一束金色的、带有颗粒感的阳光穿过防盗窗的铁格栅。那束阳光里漂浮着无数灰尘。在陈默的注视下，那些灰尘像是在跳舞的金粉。但在防盗窗的阴影里，挂着的背心还在滴水，水滴落在地板上的声音和阳光里的金粉形成了某种荒诞的对位——一边是神性，一边是狼狈的潮湿。
“听。”顾川示意林远安静。
背景音里，是远处工地沉闷的桩机声，是楼下小贩模糊的叫卖声，但在这一切噪音的最里层，是陈默极其轻微、近乎呢喃的哼唱。他没有在唱任何已知的旋律，那只是一种无意识的、向着阳光发出的喉音，像是一种古老的、不再需要语言的祈祷。
在那段长达三分钟的视频里，镜头几乎没有移动。
“这是他一周里唯一的‘非异化时间’。”林远低声感叹，“他再不是月薪两万的生产单元，不是待缴费的房客，也不是谁的下属。他只是一个需要光合作用的生物。阳光在这里不是奢侈品，而是他最后的一道心理防线。”
顾川注意到，陈默在视频快结束时，伸手触碰了一下防盗窗上的铁锈。“你看，林远。”顾川指着那个动作，“他触碰铁笼时的动作很温柔。因为在这一刻，即便是一座囚笼，只要它反射着阳光，就是他能拥有的全部世界了。”
视频戛然而止。最后的画面是一条突然跳出来的系统通知：“[通知]：陈默，关于周五发布的版本，有个紧急Bug需要你远程修一下……”
画面暗了下去。林远和顾川对视一眼，他们都感到了那种如窒息般的压抑。
顾川在工作台上提取出了一组扭曲的波形。那是陈默自学的一款开源合成器软件留下的草稿，代号《Untitled_0424》。
“林远，你听。”顾川按下播放键。
音箱里传出的不是未来世界那种平滑、纯净的电子流，而是一种极度粗砺、失真且充满了泥泞感的声音。那是陈默采集的真实底噪：地铁进站时尖锐的摩擦声、深夜键盘敲击的哒哒声、雨水打在防盗窗上的闷响，以及一种被极度扭曲后的、近乎咆哮的贝斯音。
“这旋律里有火。”顾川闭上眼，手指随之颤动，“他试图在这些噪音里建立秩序，但他失败了。你看这里——”
音轨在最激昂、最接近破茧而出的时刻，突然被一道尖锐的电子截断音切断。那是物理意义上的断裂。
这段旋律在第127秒戛然而止。
“这声音如果不接上舒伯特，我今晚会睡不着觉，它悬在那里太疼了。”顾川的声音里带着一种跨越时空的哀悼，“在舒伯特生命的最后，他写下了最美的两个乐章，却因为死亡而永远无法完成剩下的部分。而陈默……他是被‘生存’断了气。在那个时代，生存本身就是艺术最大的天敌。”
顾川站起身，他修长的手指在空气中飞速划动，调出了那段经典的舒伯特旋律。他将陈默那段满是“油污”和“噪音”的音轨，与舒伯特那高贵而忧郁的弦乐强行缝合在一起。
随着顾川的调制，房间里的气场变了。
陈默那些粗糙的、甚至有些刺耳的工业噪音，竟然在舒伯特的交响乐架构中找到了一种奇异的支撑。那种“想造反却无能为力”的狂躁，在纯净音色的梳理下，升华成了一种辽阔而宏大的悲剧感。
“我保留了他所有的不和谐。”顾川轻声说，“因为那是他真实活过的证据。我不打算‘修复’它，我只是想给它一个它原本应得的归宿。”
林远静静地站在这场跨越百年的合奏中心。此时，这首《未完成》的变奏曲正好进入了高潮——陈默采集的地铁轰鸣声被处理成了如雷鸣般的定音鼓，震撼着整个青藤公寓的墙壁。
“林远，我觉得我们的纪录片不需要太多解说。”顾川停下手，看着光影中那个孤独的缩影，“只要让“未来”的人听听这段旋律，他们就能明白。
林远打开分镜本，在这一章的末尾写道：
陈默的渴望是高贵的，即便这种渴望在黑暗中被压扁、被扭曲，但在艺术的频率里，它还原成了人类对自由最本质的乡愁。我们今天完成这首曲子，是为了让他的渴望不再被误读，让这段被系统掐断的生命，在声音中获得迟到的完整。
音乐缓缓落下，最后余下的，依然是陈默阳台上那声轻微的呼吸。
房间里安静了。林远听着那声呼吸，下意识地调整了自己的呼吸节奏，仿佛生怕自己太过顺畅的呼吸，会惊扰了那个在缺氧中挣扎的灵魂。
林远在全息操作台的一侧拨开了另一叠泛黄的数字档案。
全息影像中浮现出一个截然不同的青年。那是2012年的刘志伟，在名校的毕业典礼上，他穿着学士服，眼神清亮，背后是写着“前程似锦”的横幅。那时候的刘志伟，是那个时代标准的“天之骄子”。
“你看他的履历，顾川。这简直是一部晚期资本主义时期的精英跃迁史。”林远指着不断跳动的职场记录。
“那是他意气风发的顶点。”林远调出了刘志伟签下的房产合同。在西高地那个著名的豪华楼盘，他买下了一套被地产商包装为“精英标配”的住宅。近千万的总价，在当时的他看来，不过是几个版本迭代、几次大厂跳槽就能填平的数字。
“但他没料到，那是整个时代最后的一抹余晖。”林远的手指停留在刘志伟2019年的一张自拍照上，那是他在新房阳台上的留影，手里举着红酒，他看着楼下像蚂蚁一样拥堵的车流，抿了一口红酒。那一刻，他确信自己已经进化成了另一种物种。而此时，他背后那片钢筋混凝土森林的阴影，正悄无声息地吞没他的脚踝。
林远在分镜本上写下：
他曾以为自己通过奋斗摆脱了地心引力，但他不知道，资本不仅利用他的劳动，还利用他的野心。那套千万房产不是他的领地，而是将他终身锁定在系统里的锚。
画面切换到了2022年。
全息影像中的刘志伟已经面目全非。由于长期缺乏运动和熬夜，他的身体虚胖，眼袋深重，那个曾经咆哮着压榨陈默的男人，此时正独自坐在午夜的工位上。
“我们之前看到的刘志伟，是那个狂暴的、不近人情的暴君。”林远调整了全息影像的透明度，将刘志伟的生理监测数据叠加在画面上，“但现在你看，他的心率长期处于一种高强度的焦虑波动中。他压榨下属，不择手段地为组里抢夺资源，甚至在深夜发疯似地否定陈默的工作……这所有的‘施暴’，其实都源于他体内的那条隐形鞭子。”
林远调出了刘志伟手机里的银行账单：每月的房贷支出占到了他税后工资的百分之七十。随着互联网红利的消失，年终奖的缩水，这笔固定支出变成了他颈后的绞索。
“顾川，你看这段记录。他在午夜的工位上，并没有在写代码，而是在计算表格。”
视频中，刘志伟一遍又一遍地刷新着房贷扣款成功的短信通知。他的手指在颤抖，他突然猛地锤了一下桌子，发出一声低沉的、如同困兽般的呜咽。
“他必须加班，必须让团队产出那些即便会被cancel的需求。因为他一旦表现出‘低效’，一旦被淘汰，那个名为‘中产阶级’的幻梦就会连同他的尊严一起崩塌。”
最后一幕定格在2024年12月的某个深夜。
百讯大厦的中央空调发出单调的低鸣。刘志伟靠在转椅上，手机屏幕的光映照着他青白的脸。他刚回复完最后一个需求。他的心脏在那一刻发出了最后一声超负荷的撞击。
“这是他人生最后的一笔‘产出’。”林远展示出一份法律通知，“他死在工位，保险金和抚恤金总额五百二十万。在他葬礼后的第三天，他的妻子用这笔钱刚好还清了剩下的房贷。他在生前从未真正拥有过那个‘家’，直到他死的那一刻，他才通过生命兑现了那个格子的所有权。”
顾川听着这段旁白，转过头去。他无法再看那个全息影像里，在冷光中渐渐变冷的身体。
林远关闭了刘志伟那张青灰色的脸，取而代之的是一组宏大且荒谬的流动图表。
“刘志伟的悲剧，绝不仅仅是因为那千万房贷。”林远指着全息投影中那些闪烁的符号，“住宅只是那个时代最大的一件‘商品’。在陈默和刘志伟生活的年代，资本逻辑已经完成了一次终极的侵略——它将‘一切’都商品化了。”
全息投影里出现了一组对比数据：教育、医疗、情感交流、甚至休息的时间。
“你看，顾川。在那时，一个人想要获得知识，需要支付名为‘学费’的代价；想要获得健康，需要支付名为‘医疗费’的成本；甚至想要获得一刻钟的宁静，都需要购买名为‘付费冥想’或‘高档公寓’的门票。”
林远在操作台上划开一个旧时代的广告合集，无数精致的画面掠过：华美的衣橱、昂贵的旅行、象征社会阶层的电子产品。
“在商品拜物教的世界里，人不再与人建立联系，而是通过商品与商品建立联系。刘志伟为什么要拼命？因为在那套逻辑里，他如果不占有那些昂贵的商品，他就‘不存在’。他的尊严、他的爱、他的社会地位，全都被折算成了那百万房贷和那辆代步的轿车。这是一种残酷的剥夺——资本先剥夺了你作为人的自然权利，然后再把这些权利打包成商品，卖给那个正在被它剥削的你，却还要你感谢他们。”
林远走到窗边，指着窗外联合公社那片郁郁葱葱的公共活动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彻底拆毁那座磨盘。”林远转过身，声音变得庄重。他打开本子写下旁白：“第一步就是消灭‘商品’。在公社的体系中，那具僵尸般的资本机器已经被一套基于科学与理性的‘需求-计划-生产’模型所取代。”
林远随手划开一个窗口，调出了那张每个公社小学生在《社会常识》课上都见过的基础运行图。
“顾川，有时候回头看那个时代，最让我费解的不是他们的贪婪，而是他们的‘低效’。”林远指着那几个平淡无奇的模块，“对于我们来说，这就是呼吸一样的常识，但在那个时代，这套逻辑被称为‘不可实现的幻想’。”
他像指点一份普通的说明书一样，平静地梳理着：
关于需求的感知：“我们习惯了直接告诉系统我们需要什么——一把椅子，或者一架望远镜，无论是无需任何支付的按需分配区，还是需要劳动券的按劳分配区。这是最简单的点对点逻辑。但在那个时代，这叫‘市场失灵’。他们非要绕一个巨大的弯，通过‘价格’这个充满噪音的传声筒去猜测需求。结果就是，有人喝不上牛奶，有人为了维持牛奶的价格而把牛奶倒掉。他们把这种精神分裂般的资源错配，称为‘看不见的手’。”
关于计划的统筹：“这只是基础的算术题。中央算力统计全球的资源池，再除以当下的需求总量，得出最优的生产排期。没有恶性竞争，没有为了刷数据而制造的工业垃圾。我们每天只工作四小时就能维持富足，不是因为我们比他们聪明，仅仅是因为我们不再做那些互相抵消的无用功了。”
关于使用价值：“房子是用来住的，药是用来治病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公理。但在那时，房子是金融衍生品，药是利润增长点。当‘交换价值’骑在‘使用价值’头上时，物就异化了，人也跟着异化。我们所做的，不过是把颠倒的世界又正了过来。”
关于分配与扣除：“那个时代的人总攻击我们，说‘按劳分配’也有剥削。他们不懂什么叫《哥达纲领批判》，那并不是按劳分配。你看，我们会劳动时长在兑换产品时按照折扣率转为劳动券，而扣除的这一部分——为了支撑按需分配体系、为了修桥补路、为了赡养老人、为了应对灾害——每一分都是透明的，都回流到了公共福利里。可是在他们那里，这部分叫‘利润’，变成了私人的游艇和离岸账户。接着，系统会根据产品的产量提升和需求弹性，自动逐个将社会产品从按劳分配区划归按需分配区，直到那个伟大的终点——按劳分配区不复存在，折扣率归零。”
关于劳动时长结算：“旧时代的教科书总觉得我们会搞某种僵化的平均主义。但事实正好相反。合作社的总劳动时长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结算，实际个人‘劳动时长’与系统登记‘劳动时长’的关系，完全由各合作社内部自行商讨。有的合作社——比如一些成熟的自动化农场，由于分工极其明确，大家认为产出是集体协作的结果，于是选择将所得平均分配。这种模式下，成员们自然不会接纳‘懒汉’，因为那意味着对其他成员劳动的无端占用。而在一些更依赖个人技艺的设计团队，成员们往往倾向于按照熟练度或产出质量进行分配，以尊重劳动的复杂性差异。这种‘自由’是双向的，你可以自由组建合作社，也可以自由选择加入任何一个认可你价值的集体；而合作社也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和标准，自由选择与哪些劳动者共事。因为没有了‘失业即饿死’的生存恐惧作为鞭子，这种双向选择才真正变成了基于志趣、效率和尊严的理性契约。”
林远关闭了图表。那只是一次乏味的常识回顾。
“刘志伟用生命换了一个格子，而我们，正在用理性换回整个世界。”
刘志伟那张在冰冷的办公桌上结清房贷的脸，在全息投影中渐渐淡去。
顾川摘下感应耳机，长久地沉默着。在刚才那个瞬间，他捕捉到了一个细节：在刘志伟猝死前的最后几个小时，他的通讯软件里除了堆积如山的工作指令，还有一条陈默没有回复的消息。
“那是康磊。”林远调出了那条消息。
发信时间是刘志伟死亡的前一周，内容只有一句话：“默，我又要夜班巡线了。你说，康德在写‘星空和道德律’的时候，是不是也得面对这种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
“陈默和康磊是大学的舍友。”林远滑动着屏幕，那是两张年轻、尚未被系统磨损的笑脸，背景是北关大学标志性的红砖图书馆，“如果说刘志伟展示了系统如何从外部摧毁一个精英，那么康磊则记录了系统如何从内部瓦解一个理想。”
为了寻找康磊留下的痕迹，林远提议走出公寓，去进行一次真正的实地探访。
第二天，他们乘坐的依然是百年前那条贯穿城市东西的地铁线。令人感叹的是，这条线路的隧道和轨道至今仍在运行，只是车厢内部已经被彻底重构——原本为了容纳极高通勤密度而只有少数座位的空旷车厢，如今摆放着双排符合人体工学的软座。车站不再有售票员与引导员，购票机和闸机也全部被拆除。信号系统早已全部改造为自动驾驶，列车经过轨道的声响规律性地划破地底的静谧。虽然不再有早晚高峰的汹涌迁徙，但仍然有不少人选择通过地铁出行。
“陈默和康磊当年也乘坐过这条线路。”顾川摸着车厢内壁。这里的温度和气味已经与旧时代截然不同，不再有那种浑浊的、带着焦虑的空气。
林远拿出手机，继续翻陈默的社交媒体资料。
“在北关大学的四年，是他们人生中最后的‘前哨站’。”林远翻看着一个名为“养老院”的群聊，那是他们大学的宿舍群。
“你看这些群聊记录。”林远指着2020年的文字，“那时候的康磊是群里最活跃的人。他说他读土木工程是因为父母说‘修路桥的永远饿不死’，但他把所有的奖学金都用来买哲学书。他在群里分享《存在与时间》的摘抄，那时候，陈默是他最好的听众。”
“这就是康磊的‘精神母校’。”林远翻出一张照片，那是康磊在读书会上的样子。
由于没有门槛，这个读书会成了很多工科生的避风港。影像中，康磊正抱着一本翻烂了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大声地和社长争论着“人的本质”。
“他当时完全沉浸在一种自我发现的快感中。”林远滑动着那段时间的社交媒体记录。康磊的私人账号里全是书评，他甚至写道：“土木工程教我如何在大地上筑路，但哲学教我如何在那条路上像个人一样行走。”
地铁显示屏跳出下一站的站名。林远将时间轴拨到了陈默的大三下学期。
屏幕上出现了那一年的“考研形势图”。那是阶级社会生存竞争的极致表现：由于经济下行和就业紧缩，原本属于小众研究领域的哲学系，竟然也涌入了数以万计试图“躲避风暴”的跨专业学生。陈默发消息提醒他：“磊子，我看报录比快1:80了，你稳吗？”康磊回道：“没事，你要对我有信心。”
然而，最终杀掉康磊的，是“分数的通胀”。他那个在十年前足以傲视群雄的高分，在那一年，由于考生基数的疯狂扩张，他连复试的门槛都没摸到。
“他在宿舍里坐了整整三天。”林远往后翻宿舍群聊记录，那是一段令人心碎的时光，“然后，他开始疯狂地投简历。但在那个学历通胀的时代，北关大学的土木本科生已经不再是市场的宠儿，大厂的工程部只招研究生。”
最终，康磊抓住了铁路局那根唯一的救命稻草。他成为了一名线路工，那个岗位曾经只需要中专学历，但现在，它成了康磊这类“考研失败者”的收容所。
“走吧，顾川。地铁到站了。”林远看向窗外已经荒废、却依然笔直的铁道线，“接下来的路，我们要像康磊当年那样走一遍。去看看一个读过黑格尔的人，是如何在深夜里，把自己的灵魂一点点敲进那些冰冷的枕木里的。”
林远和顾川走出了地铁。郊外的风比市区冷冽得多，带着一种荒野特有的土腥味。他们顺着已经锈迹斑斑的支线向深处走去。
林远停下脚步，指着屏幕上的一张照片。那是康磊刚入职不久发在朋友圈的：凌晨三点的自拍，只有一盏头灯照亮了脚下的一小块碎石路，前方是无穷无尽、延伸进黑暗的钢轨。
“看这段视频，是康磊在巡线间隙偷偷录的。”
视频里没有康磊的脸，只有风声和沉重的喘息。镜头随着他的脚步剧烈晃动，强光手电的白光扫过一根根枕木。背景音里，康磊用极低的声音说着：“………康德说，‘位我上者，灿烂星空’。但我现在抬头只能看到这该死的、忽明忽暗的信号灯。”
“顾川，你注意到了吗？”林远划过视频进度，“他的手在颤抖。那是长时间提着重达几公斤的检修锤和撬棍导致的肌肉痉挛。他的身体在经历最原始、最机械的重体力消耗，而他的大脑却在进行最高阶的形而上学思辨。这种极度的错位，就是他每天的日常。”
顾川闭上眼，仿佛听到了当年那单调的、规律的、如同葬礼鼓点般的敲击声：“咚——咚——咚——”。每一声敲击，都像把自己那些关于真理和自由的梦想，一寸一寸地砸进冰冷的碎石子里。
“林远，你听这里。”顾川低声说。
风声经过铁轨的金属腔体共鸣，发出一阵阵尖锐、单调且极其机械的低吼。
“康磊每天就在这种频率里行走。”顾川的神情有些哀伤，“我从那段凌晨巡线的视频里提取了背景音。你以为他在读康德时的背景是安静的吗？不，他的头顶是高压电网的电流声，脚下是碎石被踩踏的咯吱声。那种声音极其暴戾，它在不断地试图覆盖康磊在大脑里构建的逻辑大厦。”
“我要给这段配上一种‘极简主义’的打击乐。”顾川解释道，“就像是巡线锤敲击钢轨的声音。一下，两下，三下……那是康磊的时间，被一厘米一厘米地敲碎在碎石子里。这种音乐没有旋律，只有重复，因为它代表了‘无意义的永恒’。”
林远又想起他曾经在读书会激扬慷慨的样子，感叹道：“他们以为只要读懂了《1844手稿》，就拥有了看清陷阱的免死金牌。但最残忍的地方在于，它允许你看清陷阱，却依然要你跳下去。”
林远继续在手机上翻着什么，发现了一些零碎的私信。
康磊发给陈默的消息越来越短。从最初的大段理论探讨，变成了琐碎的抱怨，最后变成了死寂。
“默，我今天在道砟上看到一只死掉的麻雀。我觉得我跟它很像，我们都飞过，但最后都掉在了这堆石头里。”
“别问我尼采说什么了，我今天站了十二个小时，腰快断了。我只想知道哪种膏药更管用。”
“这就是主体性的最终消亡。”林远合上终端，望向远方，“在旧时代的逻辑里，知识被异化为一种‘敲门砖’。当康磊发现这块砖砸不开哲学的大门，反而成了他沉重的包袱时，他开始主动杀死自己的思想。因为带着思想去巡线，太痛了。”
顾川蹲下身，摸了摸脚下的一块枕木。那种粗糙、冰冷的感觉顺着指尖传上来。
“最可悲的是，他作为一个名牌大学的本科生，在这条铁道上表现得甚至不如一个专科毕业生。”林远冷冷地补充道，“因为他的大脑总是在跳转，他会思考为什么要巡线，会思考劳动的意义，而这些思考在系统看来都是‘杂质’，是影响效率的‘噪音’。系统不需要一个会读康德的巡线工，系统只需要一个能精准识别裂纹的生物探测器。”
一张截图出现在林远的眼前，那是康磊退出了当年那个“北关大学读书会”群聊的消息提醒。没有告别，没有感慨，只有一行冰冷的系统提示：“康磊已退出群聊”。
“那一刻，他彻底变成了系统想要的样子。”林远说，“他不再仰望星空了，他只看脚下的裂缝。他杀死了那个作为知识分子的自己，才勉强在那条铁轨上活了下来。”
林远和顾川重新踏上地铁，地铁车厢内，林远在光屏上划动，将陈默的社交圈进行二次扩散。在陈默那些寥寥无几的互动中，一个名字频繁出现——李洋。
“陈默在百讯的领路人，也是他唯一能说上几句真心话的同事。”林远调出了一张合影。照片里的李洋三十出头，发际线略高，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百讯文化衫，手里提着两杯廉价咖啡。
“你看李洋的眼神，”顾川指着照片，指尖划过那张模糊的脸，“那里面有一种‘老兵’的疲惫，但更多的是一种试图维持体面的倔强。他教陈默怎么优化那种永远写不完的代码，也教陈默一些‘老油条’才懂的‘潜规则’。对陈默来说，李洋是他在那座玻璃森林里唯一的体温。”
“但这个体温消失得很惨烈。”林远关闭照片，调出一份冰冷的社保中断记录，数字在光屏上跳动，“2024年，当百讯的流量红利彻底枯竭，财报突然变得极其难看时，管理层启动了‘降本增效’。李洋这种‘大龄且昂贵’的齿轮被第一时间拆除了。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去看看他们曾战斗过的地方，看看那是怎样的一座工厂。”
两人步出站口，踏上了曾经被称为“西高地软件园”的地块。曾经，这里是整个城市最繁忙、步频最快的地区。如今，那些由钢铁与玻璃幕墙堆砌成的“大厂集群”依然保留着，但在用途与气质上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质变。
“看那边，顾川。”林远抬起手。
那曾是另一家科技巨头的研发中心，此刻已更名为“西山艺术工坊”。整栋楼的玻璃幕墙被垂直分布的绿植和半开放式的露台打破，看起来像是一座漂浮的空中花园。不少头戴棒球帽、穿着牛仔裤、背着画板或摄像机的青年从楼里走出。他们三五成群，低声讨论着光影的变化。他们身上没有旧时代职员那种低头看表、步履匆匆的紧迫感，反而带着一种属于创造者的从容。
“他们要去西山写生。”林远看着一群人走向大楼门口的一处站台。
一辆流线型、车身满是各种鲜艳涂鸦的有轨电车缓缓驶来。电车轨道穿过曾经被堵得水泄不通的柏油路，现在那路面已铺满了透水砖和草坪，两边是成排金黄的银杏树。电车正优雅地划过一道弧线，向着西山的深处驶去。在那个方向，秋日的阳光正给山脊勾勒出一道夺目的金边。
“这是一种很昂贵的浪漫。”顾川看着电车的背影感叹，那个方向的阳光映在他的眼里，“在李洋的时代，西山就在那里，但他可能在百讯工作了十年，都没能在那座山上看过一次完整的日落。西山对他来说只是一个写在PPT里的地理名词，或者是房产广告里一个让他背负两百万贷款的‘加分项’。”
穿过西山艺术工坊，二人来到了那栋造型依然前卫、却显得格外静谧的建筑——“信息工业博物馆”。这里是百讯公司的旧址，也是李洋那十年里，每一天都要打卡进入的、名为“生活”的绞刑架。
二人走进旋转门，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展厅的色调是明亮的，带着某种早期的理想主义。大屏幕上滚动播放着1969年的第一封电子邮件，以及20世纪末那些粗糙却充满生命力的网页界面。展板上写着：“互联网是自由的荒原，它将连接每一个孤独的灵魂。”
“那是信息的青春期。”林远看着展台上那些笨重的 CRT 显示器，“那时候的程序员觉得自己是普罗米修斯，他们要把知识的火种分给每一个人。李洋在那时入行，他真的相信自己在改变世界。”
穿过一道狭窄的暗廊，展厅的光影陡然变得阴沉且混乱，空气中充斥着重叠、破碎且尖锐的电子音效。第一个展柜里展示着几台旧手机，搜索框里输入的是“感冒怎么办”，而跳出的前三页全是被包装成科普文章的昂贵私立医院广告。“在那个时代，连救命的信息都是明码标价的。”林远摇了摇头，“资本先是垄断了真相，然后再把它零碎地卖给渴望真相的人。”
再往前走，是一个密密麻麻的“短视频墙”，成千上万个屏幕在黑暗中疯狂闪烁，每一个屏幕都只有15秒，色彩被饱和度拉满。它们像饥饿的鱼群一样，通过视网膜不断吞噬着观众的专注力。旁边挨着一个互动装置，这里的互动装置演示了当年的 AI 逻辑：它通过监测用户的浏览轨迹、语音关键词甚至摄像头捕捉到的微表情，在用户还没意识到渴求之前，就将“分期付款”的消费链接推送到指尖。
转过一道弯，这里的空气似乎都比别处灼热几分，音箱里传出的是一种极高频、极具煽动性的嘶吼。展位被模拟成了一个不足五平米的狭窄直播间。背景是堆积如山的纸箱，前方则是几台环形补光灯，在黑暗中投射出刺眼而苍白的圆影。屏幕上循环播放着2023年某场巅峰直播的录像。主播的面部被美颜滤镜磨平了所有纹理，显得怪诞而僵硬，他正对着镜头疯狂地挥动手臂，声嘶力竭地喊着：“最后一百单！倒计时开始！上链接！”
展板上揭示了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通过高频的声音刺激、跳动的库存数字以及营造“限时匮乏”的心理暗示，算法成功地绕过了人类的大脑皮层，直接触发了最原始的囤积本能。在主播光鲜亮丽的背后，屏幕下方滚动着一组灰色的真实数据：退货率65%，物流链条上几十万名疲惫的快递员正在深夜的暴雨中奔跑，而无数像李洋一样的后端程序员，则在为了应对这瞬间的流量爆发而彻夜守在服务器旁。
走上二楼，一组名为“网络游戏”的展位前，密密麻麻的数字显示着那些诱导充值的心理学机制。那些被称为“策划”的高智商天才们，不眠不休地研究如何利用人性中的虚荣、好胜与孤独，从普通人的薪水袋里榨取最后一分钱。
“你看，顾川，”林远指着一张名为“日活跃用户”的枯竭曲线图，“李洋和陈默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矿产’留在屏幕前，直到他们被榨干。讽刺的是，他们自己也深陷其中，当李洋坐在这里敲下那些诱导消费的代码时，他曾为自己的‘转化率’沾沾自喜。他以为他在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殊不知他每敲下一行代码，都是在为未来那个落魄的自己，拧紧一颗螺丝。”
他们搭乘电梯直达顶层，这里没有展柜，只有被玻璃罩封存的、原封不动的工区。
白色的工位像墓碑一样整齐排列，桌面上还堆放着发黄的报表、已经干枯的仙人球以及一张白板。白板上最后一行字还没被擦去：“转化率下降12.4%，需要新的刺激点。”
“这才是李洋真正的‘十年’。”林远走到那个陈默和李洋仿佛曾坐过的工位前。
从这里看出去，窗外正是西山的轮廓。但在那个时代，这扇窗户在白天是被厚重的百叶窗封死的。李洋就在这样的工位上，亲手敲下了那些诱导消费的代码，亲手优化了那些吞噬时间的算法，最后，他又在同一个工位上，被他参与构建的这套逻辑以“成本过高”为由，彻底清除。
“这里不是办公室，”顾川轻轻敲了敲透明的玻璃罩，声音在空旷的顶层回荡，“这是一个精密设计的、单向流动的能量转化站。它把人的生命能，转化成一串名为‘利润’的、转瞬即逝的虚构数字。”
顾川架起了麦克风。他决定不在这里加入任何旋律，他只想要这种被玻璃隔绝的、死一般的寂静，以及加入远处西山写生青年偶尔传来的、模糊得像幻觉般的笑声。
李洋在离职的一个月后还维持着某种中产阶级的惯性。他在简历中罗列着那些足以傲视同行的项目经验，期待着猎头的电话。但他忘了，他所处的行业逻辑已经变了。他这种三十多岁、背负着高额房贷和家庭成本的‘老兵’，在那些追求极度“性价比“的初创公司眼里，不是财富，而是风险。系统已经找到了更年轻、更廉价、更没被生活磨平棱角的“新零件”。他简历投递的数量从每天几十份变成零。李洋的社交媒体动态从最初的自勉，变成了深夜里对西山日落的无声凝视。
“这是最令我战栗的一组数据。”林远对照者两组数据：一组是博物馆展览出来的百讯员工的工资结构，另一组是他在西高地房地产的市值变动。李洋在断供的边缘支撑了三个月，最后，他不得不选择了“割肉”。“他这十年的奋斗，就像是在一个漏水的桶里注水。”林远指着最后的计算结果，“他走出百讯大楼时带走的存款，甚至不足以支付他回老家的搬家费。他帮银行还了债，帮地产商托了盘，唯独没能给自己留下一个落脚点。”
李洋回到了老家，一个地级市的边缘。他在陈默的私信里留下了一张照片：那是他用父母资助的钱租赁的一辆白色电动汽车，停在老家破败的巷子口。
“他从一个‘数据制造者’，变成了一个‘数据跑腿者’。”
顾川在博物馆的旧音响里，播放了一段他修复的录音。那是李洋在老家深夜跑车时的行车记录仪录音。背景音是单调的轮胎摩擦声，以及那个永不停歇的机械女声：“您已进入疲劳驾驶状态，请立即休息。本单预计收益：9.2元。”
“这种声音里有一种死寂的循环。”顾川闭上眼，“在百讯时，他在算法的后台调整收益率；现在，他在算法的前台被收益率锁死。他每天清晨出车，深夜收车，只为了那一点点被平台层层剥离后的、勉强够糊口的口粮。这就是他十年的全部所得——从一个玻璃盒子，搬进了一个带轮子的钢铁盒子。”
林远合上档案，看向窗外那辆载着写生青年、满是涂鸦的有轨电车。电车在银杏树下轻快地划过，那是李洋这一辈人从未触碰过的轻盈。
“李洋消失在了那个时代的黑洞里。”林远低声说，“他以为自己拥有过财富，其实他只是在资本的账本里虚晃了一招。”
在“信息工业博物馆”的出口，林远划开了陈默那份尘封已久的银行账单。在一系列冷冰冰的房贷支出和外卖扣费中，几笔规律的跨行转账显得格外扎眼。
“你看这些转账。”林远指着光屏，“每年发放年终奖后，陈默都会往一个名为‘陈萍’的账户汇款。那是他的姑妈。在陈默社交媒体最沉默的那几年，唯独在这个对话框里，他还保留着一点点作为‘人’的温情。”
“去他的出生地看看吧。”顾川轻声建议，“李洋和康磊代表了陈默在城市里的‘社会骨架’，而这个陈萍，可能是他最后一点‘血肉联系’。只有回到那个闭环的起点，我们才能理解那个系统是如何从根部开始干涸的。”
二人前往火车站搭上动车，现在的动车组不再有旧时代那种等级森严的“一等座”与“二等座”之分，车厢内宽敞通透，座椅可以根据乘客的需求自由组合。窗外的景色飞速后退，从密集的城市废墟过渡到生机盎然的复耕农田。
“陈默当年每次春节回老家，需要提前半个月抢票，在拥挤的车厢里待上几个小时。”林远翻看着旧时代的出行数据，“对那时的他们来说，‘回家’不是一种享受，而是一场耗尽精力的迁徙。”
一小时后，列车到站。两人顺着导航，来到了当年陈萍“等活”的六合立交桥。立交桥上依然车水马龙，但在它下面已经不再是那个阴暗、潮湿、充满绝望的底层聚集地，而是通透明亮的社区服务中心。
“看那边，顾川。”林远指着人群。
一位年轻的母亲正从货舱里提过一个巨大的、印有公社标识的环保袋，里面装着她预订的家用产品和各种零食。她身旁约五岁的小女儿正一边蹦跳着走路，一边迫不及待地从袋子里掏出一个精致的布偶娃娃，阳光勾勒出女孩纯真的笑脸。
“陈萍当年站在这里时，眼里只有别人的头顶。”林远低头看了一眼终端，“她怕错过任何一个招工者的眼神。”
林远在桥柱旁坐下，调出了陈默与陈萍的语音存根。这些声音在宁静的社区中心回荡，显得尤为凄切。
姑妈：“小默啊，姑妈没事，就是这咳嗽总不好，耽误干活……人力市场上人多，去晚了工头就不点我了。咳咳……”
陈默：“姑妈，这一万块你先拿着。去把医保续上，去医院查查，别硬撑了。”
“这一万块钱，在陈默的账本里是半个月的工资，但在陈萍眼里，那是她继续进入‘肉体市场’被挑选的门票。”林远解析着当时的社会背景，“在那时，如果你没有那张名为‘医保’的纸，生病就意味着被系统自动注销。陈萍不仅要用劳动换取生存，还要用劳动换取‘继续劳动的权利’。”
林远注意到，在社区服务中心旁的一个小茶室，在陈萍的照片中曾经是一个包子铺。
“陈默在日记里专门提过这个地方。老板姓王，他不是什么慈善家，只是一个在底层挣扎的小商贩。”
档案显示，在那场波及全球的经济严冬里，每天中午都有几十个没抢到活、饥肠辘辘的劳工在桥下枯坐。那位王老板，会在收摊前将剩下的包子和热粥分发给这些人。
“这不符合当时的‘理性人’假设。”顾川对着那间茶室按下了快门，“在那个一切皆可变现的年代，免费赠送是最大的罪过。但正是这个老板，让陈萍在那几个最冷的冬天里没有垮掉。”
林远站起身，看着不远处正在嬉闹的孩子。
“王老板给出的不只是食物，是那个时代快要冻僵的人性，是缝隙里漏出来的一点光。只可惜，王老板的包子能救几十个人的胃，但他救不了那种结构性的匮乏。他的善良像是一根火柴，在暴风雪中划亮了一瞬，然后就被吞没。我们要把这段放进去——公社制度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这些无数个‘王老板’在黑暗中互相搀扶时，内心深处对正义的渴望结出的果实。”
“陈默有一份备忘录，标题叫《龙哥》，应该是在写他的表哥赵伟龙。”林远点开手机上一段陈旧的文字，那是陈默在大学期间记下的。
“龙哥其实很聪明。他能一眼看出收音机哪里短路，能用废弃零件组装出带电风扇的小车。但他恨透了课本。他说那些题目像是在绕迷宫，绕出来也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比别人跑得快。他总是坐不住，但在修理铺里，他能坐一整天。”
“这种教育导向是极其残忍的。”林远看着这段记录，“旧时代的教育委员会将所有人强行塞进‘学术-应试’这一条窄道。赵伟龙这种具备极高空间想象力和动手能力的人，被扣上了‘厌学’和‘差生’的帽子。他不是学不会，而是他那渴望创造的双手，拒绝被训练成只会填涂答题卡的工具。”
陈默的一条微信记录显示，赵伟龙在十八岁那年放弃了高考。他对陈默说：“默，你是读书的料，你去考吧。我不是那块料，我进厂一个月能挣五千，够给妈交医保。”
“他没有选择权。”顾川叹了口气，“在那套逻辑里，他不进入考场，就只能进入车间。没有中间地带，没有让他自由发展技能的工坊。他主动走向了流水线，因为在那时，那是他唯一的‘出路’。”
林远找出了一张陈默偷拍的视频片段，那是某年春节，赵伟龙回家吃饭时的侧影。
“你看他的手。”林远放大图片。
照片里的青年，指关节粗大且布满老茧，虎口处贴着几片已经发黑的创可贴。最让人心惊的是，他正试图举起一个盛满米饭的瓷碗，但由于肌肉长年累月在流水线上进行高频率、单重性的劳损，他的手背在剧烈地抽搐，饭粒洒在了桌上。
林远轻声读着陈默留下的记录：“龙哥说，他那个工位老员工都不干。他要把一种带有毛刺的金属件卡进模具，再用撬刀滑开。一天要做几千次。他说，第一周做完，他觉得那把撬刀就是他长出来的第六根手指，而他的身体，只是撬刀的一个底座。”
为了分担母亲陈萍在立交桥下的艰辛，赵伟龙像一根沉默的楔子，把自己死死地钉在那个最苦的工位上。他不敢“耍”，不敢像其他工友那样赚够了就走。他必须像机器一样稳定，哪怕代价是关节的永久性变形。
二人顺着主干道向前走，最终来到了那片厂区。曾经的电子厂，现在已经被改造为一个智能制造中心。走进大门，在林远的视线里，百年前那种由于缺乏通风而充满塑料焦糊味、灯光昏暗、人声嘈杂的恐怖景象已经彻底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通透的玻璃幕墙和成百上千条正在静默运行的精密机械臂。
在全自动工厂那通透的玻璃幕墙前，顾川架起采集设备。他的耳机里，正回响着两种跨越时空的振动。
“林远，你听到了吗？”顾川把一只耳罩递给林远，“这是我从陈默那段关于‘龙哥’的视频里提取的背景音。”
那是工厂里一种极高频、极刺耳的金属切割声，伴随着沉重的、不规则的重击。在那嘈杂的工业底噪中，隐约能听到赵伟龙因为用力而发出的沉重鼻息，以及撬刀滑过金属件时那种让人牙酸的摩擦声。顾川分析道：“这种声音里没有节奏，只有‘损耗’。每一声重击，都像是直接敲在人的骨缝里。我把这段声音做成了底噪，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底色——一种对血肉之躯进行持续磨损的钝痛。”
“你看这些机械臂的动作。”林远停下脚步，指着那些复杂的机械装置，“它们非常灵巧，甚至带有一种韵律感。我们投入了海量的智力资源去研发这些设备，唯一的目的就是让它们代替人类进行那些重复、枯燥、损伤脊椎和手指的机械劳动。”
顾川放下声音采集设备，说道：“在那个时代，他们也造机器人，对吧？”
“是的，但逻辑完全相反。”林远冷冷地回答：“在那个时代，人们造机器人是为了让它‘像人’。他们追求机器人的类人情感，追求机器人的类人步态，追求机器人的类人舞姿，那是为了制造新的商品和景观，引起资本市场的追逐与狂欢。他们热衷于模拟一个‘虚假的生命’，却无视真实的人正在流水线上枯萎。但在我们的时代，人们造机器人是为了解放人。我们不断追求用灵巧的机械代替灵巧的双手，哪怕研发过程需要付出成倍的智力代价，我们也认为这是值得的。因为每一条机械臂的挥动，都意味着世界上有一个人，可以从冰冷的流水线上站起来，去读一首诗，去画一幅画，或者仅仅是在阳台上晒晒太阳。”
顾川抚摸着冰冷的玻璃窗，倒影中他的脸与那些高效运行的机械臂重叠在一起。
“旧时代的人害怕机器取代人，”顾川低声说，“其实他们真正害怕的是，在那个逻辑里，人如果不再被当作机器使用，就会彻底失去‘生存的资格’。而现在，机器承担了零件的命运，人，终于归还给了生命本身。”
顾川闭上眼，手指好像是在调音台上滑动，“我要在这里加入一段极其轻盈的钢琴采样。这段旋律要模仿赵伟龙那双‘本该灵巧’的手。他在修理收音机时、他在组装小电扇时、他在那些没有被流水线摧毁的梦境里，本该弹奏出的节奏。”
周一傍晚，广播电视合作社的大部分工位已经熄灯。林远处理完例行新闻片后，没有像往常一样前往食堂。他申请了工作室的延时使用权，在光屏中心调出了这几天拍摄的素材。
片名已经敲定：《旧日回响》。
这项工作比他预想的要沉重得多。在接下来的三四天里，林远几乎住在了剪辑室。他需要将陈默那些零散的数字化遗产，拼凑成一部具有叙事张力的切片。
远在数公里外的音乐学院，顾川正沉浸在另一种维度的创作中。两人的通讯界面始终保持着挂断后的静默协作模式。每隔几个小时，顾川就会传回一段处理后的原始素材。
“林远，关于康磊的部分，我尝试提取了铁轨共鸣的次声波。听感会很压抑，你注意音量控制。”
林远接收了音频。那是通过算法模拟出的“旧时代噪音”：康磊巡线锤敲击钢轨的单音，在经过频率拉伸后，变成了一种类似巨兽心跳的重音；李洋网约车导航声的碎片，被顾川叠合成了一阵阵穿透时空的寒风。
周四下午，林远正对着一段百讯大厦深夜灯火通明的延时摄影发呆。那是陈默手机里保存的一段素材，巨大的玻璃建筑在深夜里像一座璀璨的发光蜂巢，无数个窗口在黑暗中明灭，像是在呼吸。
他的同事老张推门进来找落下的烟斗，刚好在林远身后站定。他看着屏幕上那金碧辉煌的写字楼，那光芒太耀眼，刺得他微微眯起了眼睛。他的眼神里没有怀旧，只有一种唯有幸存者才懂的、深刻的寒意。
“林远，你这调色太暖了。”老张指着那些通亮的窗口，声音沙哑，“在那时，报纸和广告管这个叫‘万家灯火’，管这叫‘奋斗的勋章’。那是吸引陈默这类年轻人前赴后继冲进去的诱饵。但我得告诉你，那不是给人的光。”
老张俯身，粗糙的手指悬停在暂停键上：“你看，那每一扇窗户后面，其实都是一个正在被高强度压榨、最后走向枯萎的生命。资本需要这些光，不是为了照明，是为了向市场证明这里的‘能效比’。如果你的片子叫《旧日回响》，你得让人们听到这光底下的惨叫。”
林远沉思片刻。他伸出手，在调色台上缓缓划动。
随着参数的改变，画面中那些富有生命力的暖黄色被一点点抽离，代之以一种寒冷、近乎手术室般的惨白。他还人为地调高了画面的颗粒感，让那些噪点像灰尘一样在屏幕上跳动。
就在色调彻底冷却的那一瞬间，林远下意识地抓起椅背上的外套，披在了身上。那屏幕仿佛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黑洞，瞬间吸走了房间里所有的热量。
“你说得对，老张。”林远拉紧了衣领，低声说，“那不是灯火，那是焚烧炉的火光。”
周五，林远终于落下了最后一剪。他将整部片子封装，发到了陆鸣的终端。
周末是漫长的等待。直到周一清晨，陆鸣的简讯才弹了出来，文字简练却沉重： “片子我看完了，连续看了两遍。这不仅是陈默的回响，它是那个时代的骨裂声。后天九点，跟我去人民委员会参加审片。”
周三上午，阳光显得格外肃穆。陆鸣带着林远走下列车，映入林远视野的是英雄广场。这里没有旧时代那种夸张的、为了彰显权力而设计的空旷感，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静而厚重的历史呼吸感。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雕像分立左右，如同两座不朽的基石。再往前走，那是一面巨大的、由青铜和花岗岩交织而成的历史长廊。林远的视线滑过那些名字，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拉法格——在议会斗争和街头街垒中为工人阶级筑起堡垒的先辈，几位第二国际最重要的创始人，蔡特金与卢森堡——她们的眼神在浮雕中依然锐利，那是属于“国际妇女运动之母”和“革命之鹰”的永恒注视，象征着无产阶级解放中不可或缺的女性力量与批判精神，列宁和托洛茨基——他们再次并肩而立，代表了那场彻底改变人类命运的“震撼世界的十天”。
远处，那一座极具构成主义风格的建筑墙面上，硕大的“火花”二字在红砖映衬下格外出众。这是这个地区最大的革命历史图书馆。所有曾被试图尘封的苦难，都在这里被重新解密。
穿过英雄广场，便是联合公社人民委员会东亚中心。那一面纯粹的红旗在旗杆上迎风飘扬。旗帜上没有多余的装饰，只有那抹代表革命的鲜红。
进入大楼内部，大厅墙壁上挂着一张彩色合影——那是联合公社首届主席团的成员。林远在那些年轻的脸孔中捕捉到了一种超越时代的从容。他们引领人们一起在那场风暴中建立了一切，然后又在一切步入正轨后，选择彻底消失。
这些曾经的革命领袖，并没有像旧时代的统治者那样留下神庙。他们在任期结束后，回到了合作社、学校或艺术团。在联合公社，领袖只是一个临时的职责，而平凡才是生命的最高荣誉。“这就是他们最大的胜利。”陆鸣看着照片说，“让领袖被淡忘，让每一个人都成为管理社会的主人。不再需要英雄，是因为所有人都是自己的英雄。”
穿过走廊，林远跟着陆鸣来到了审片的会议室。
主持会议的是本届主席团最年轻的一员，陈曦。他看起来只有二十出头，虽然档案显示他已年届三十。林远当然知道这位性格活泼的主席，在换届选举中，他凭借着过人的学识、极具感召力的公开演讲以及那种真诚、炽热的革命热情，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信任。他烫了一头金色的卷发，宽大的连帽衫上印着撞色的图案。他正旁若无人地靠在转椅上，一条破洞牛仔裤搭在马丁靴上，显得随性得近乎叛逆。参与审片的“干事”们坐得三三两两：一个大姐手里还提着菜场的环保布袋；一个年轻人穿着沾了点机油的工装裤，像是刚从维修站交班过来，正低头摆弄着自己的水壶。
“陆鸣，别站着了，随便找个位子。”陈曦指了指空位，转头看向林远，他歪了歪头，露出一个顽皮却真诚的笑容，“来吧，让咱们看看这回响到底有多响。”
灯光熄灭。
随着顾川处理过的、那种如同钝刀割锯金属的噪音响起，整个审片室的气氛瞬间封冻。那不是观影，那是一场极刑的旁观。
当画面出现百讯大厦凌晨三点的惨白灯光时，那个刚交班的年轻维修工不自觉地把手里的水壶攥紧了；当赵伟龙那只贴满创可贴、颤抖着端不稳碗的手出现在特写镜头中时，后排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工人猛地低下了头，把那双同样布满老茧的手藏进了袖口里。
这些画面对年轻人来说是震撼的历史，对老一辈来说，是噩梦的复刻。
当陈默在那个十平米的阳台上，像一片枯叶般消失在阴影中时，审片室里没有掌声，只有一种让人耳鸣的死寂。只有中央空调的出风口，还在发出轻微的呜咽。
“林远同志。”
那个提着菜袋子的大姐终于打破了沉默。她没有站起来，身体反而缩得更紧了，双手死死地抓着那个印着公社标志的环保袋，仿佛那是她唯一的救生圈。
“我今年六十了。”她的声音有些颤抖，带着一种近乎祈求的抵触，“陈默经历过的那些日子……我连做梦都不敢回想。好不容易，我们能过上不用算计房租、不用看主管脸色的日子，你为什么要把它拍得这么细、这么真？”
她抬起头，眼眶发红，指着还没完全暗下去的屏幕：“你是想让我们这些还没死透的人再疼一遍吗？还是想让现在那些孩子，觉得我们这辈子活得像个笑话？这……这太残忍了，真的。”
房间里一阵骚动。那种不安的情绪像涟漪一样扩散。
“确实太沉重了。”旁边一位干事也低声附和，“小陈主席，咱们委员会要引导向前看，这片子……是不是有点像是在伤口上撒盐？”
陈曦没有说话。他停止了嚼口香糖的动作，只是静静地看着大姐，又看了看林远。他在等待，作为主席，他不能用权力去压制痛苦，他必须等待痛苦被某种更高的逻辑所转化。
林远站起身。他没有立刻辩解，而是向着大姐深深地鞠了一躬。起身后，他看着大姐那双因为过度用力而指节发白的手。
“大姐，我很抱歉让您疼了。”林远的声音很轻，但在死寂的房间里清晰可闻，“但我必须这么做。这种‘疼’，就是这部片子唯一的目的。”
他环视四周，目光扫过每一个面孔：“我们建立了一个不再有剥削、不再有贫穷的新世界，这确实是奇迹。但奇迹最危险的地方在于，它会让后代觉得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就像空气和水一样自然。可是您知道，我也知道，这不是自然的。”
林远指了指窗外：“如果不让我们的孩子看到那是‘焚烧炉’，他们就会把那当成是‘万家灯火’。这种对旧逻辑的‘痛感’，就是我们的文明免疫力。一旦失去了这种痛感，当某种隐蔽的利己主义再次包装成‘效率’或‘成功’卷土重来时，我们的后代将毫无还手之力。”
大姐怔住了。她慢慢松开了抓着袋子的手，目光从林远的脸上移开，落在了自己那双粗糙的手上。
房间里依然沉默，但那种对抗的张力变了，变成了一种沉重的思考。
那个年轻的维修工突然开口了，声音有些哑：“大姐，我觉得林远说得对。刚才看到那个手抖的镜头……我吓出了一身冷汗。我以前总觉得我想干啥就干啥是天经地义的，现在我才明白，为了这份‘天经地义’，以前的人付出了什么代价。”
大姐沉默了许久。她深吸了一口气，似乎是在平复某种从骨髓里泛起的战栗。
“以后的人……容易忘本啊。”她发出一声长长的叹息，那是与过去的最终和解，“你说得对。为了不让以后的小崽子们把蜜糖当成白开水……我投赞成票。”
她顿了顿，补了一句：“别让陈默白死。”
随着大姐的表态，房间里陆陆续续响起了“赞成”的声音。那是带着痛楚的共识。
陈曦一直紧绷的身体终于放松下来，他重新靠回椅背，眼神恢复了锐利。
“行了，既然大家都同意通过这种‘痛感测试’，那就公映。”
陈曦拍板了，但他没有宣布散会。他转过头，目光灼灼地盯着林远，像是在审视一位还没完成最后一道工序的工匠。
“不过，林远，我也觉得结尾差了点什么。”陈曦指了指屏幕，“你现在只是把苦难展示出来了，但还没给陈默一个交代。”
周日的清晨，阳光如同半透明的金箔，轻柔地平铺在每一寸新生的土地上，空气中是深秋银杏叶被风吹过后散发的清甜。
在这个休息日，人们的脚步格外从容。在英雄广场边，那一座极具构成主义风格的红砖建筑——“火花”革命历史图书馆，此刻正静静地矗立在晨光中。它那错落有致的几何线条，在光影交错下仿佛一串凝固的激昂音符。
图书馆前的广场上，人们三五成群，有的刚从地铁口走出，手里拿着奶茶；有的则是全家出动，孩子在成排的英雄浮雕间轻快地奔跑，清脆的笑声在严肃的青铜像间回荡。
今天，这里的放映厅将举行纪录片《旧日回响》的首场公众放映。
林远和顾川走进图书馆，转角上楼，进入放映厅。这里的座椅都是宽大舒适、包裹着深蓝色绒布的沙发。林远和顾川穿过过道，坐在了最后一排的阴影里。
林远环视四周，人群的构成比审片时更加复杂且真实：
第一排坐着几个年轻人，穿着宽松的工装裤，神情轻松得近乎漫不经心。其中一个男孩正低头把玩着一个魔方，对即将开始的影片似乎并没有太大的敬畏。对他来说，这是一场关于“古代史”的猎奇。他就像我们看中世纪的刑具一样，只有好奇，没有痛感。
而在中间位置，那位提着菜袋子的大姐局促地坐着。她今天特意换了一件深蓝色的新外套，但林远注意到，她在这个按需分配、物质充裕的年代，依然下意识地把那个装得鼓鼓囊囊的菜袋子死死抱在怀里，仿佛只要一松手，袋子里的东西就会被谁抢走。 那是匮乏时代在她肌肉记忆里留下的永恒烙印。
更远处，还有几位白发苍苍的老者，他们是深度经历那个“史前时代”后的幸存者。他们坐得很直，目光投向尚未亮起的银幕。
随着放映厅的灯光渐次熄灭，整个空间陷入了一种近乎礼拜式的静谧。
没有喧闹的片头广告，没有浮夸的视听轰炸，只有顾川处理过的那种低频、沉闷、如同旧文明心脏搏动般的电子音效，在密闭的空间里缓缓升起。
屏幕上，一行极简的白字在黑暗中浮现：
《旧日回响》
林远感觉到，身边的顾川下意识地握紧了拳头。
大幕上没有波澜壮阔的背景，只有一个被极度压缩的时空。
那是陈默。画面拼接出了他生命中极具代表性的24小时。画面左上角是一个飞速跳动的电子时钟，而画面的主体，是陈默那张因长期缺氧和电子辐射而呈现出灰土色的脸。
观众席里响起了一阵压抑的惊呼，那是一个现在的年轻人无法理解的节奏：从下午到晚上，陈默的位置几乎没有挪动过。他的双眼布满血丝，机械地敲击着键盘，唯有在吞咽冰冷的快餐时，喉结才会艰涩地滑动一下。
“门不是锁着的，他为什么不站起来走出去？”
这句话像一根针，刺破了放映厅的空气。
林远感到心脏猛地一缩。是啊，对于新世界长大的孩子来说，这种“自愿的囚禁”是逻辑上无法成立的荒谬。他们看不见那条锁住陈默的、名为“生存”的隐形锁链。
而后排的一位老者，听到这就话，嘴角抽动了一下。他没有回答，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仿佛那个男孩的问题是在责备当年的他太过懦弱。
画面一转，色调从冷白变成了焦躁的昏黄。
那是陈默租住的那间十平米的群租房。正午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却被厚重的防紫外线贴纸过滤成了一种诡异的、毫无生气的惨白。陈默站在阳台边，伸出一只近乎透明的手，试图去抓握那一束光。背景音里，一段由合成器模拟的、带有强烈电磁干扰底噪的旋律缓缓流淌。
林远的旁白在此时低沉地响起，回荡在静谧的放映厅：
“陈默在那个十平米的阳台上，曾试图抓取一种比阳光更奢侈的东西——那是属于他自己的声音。在他的硬盘深处，我们发现了无名的音频切片。那是他在深夜下班后，躲在耳机里一秒一秒拼凑出来的旋律。陈默并没有受过正统的音乐训练，他只是本能地在对抗那种吞噬他的寂静。你们现在听到的，是这段旋律的初稿。它杂乱、破碎，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数字化焦虑。每一个音符都像是在干涸的沙漠里寻找水分，它是陈默尚未熄灭的生命本能。”
画面中，陈默坐在那张堆满杂物的桌子前，手指在屏幕上机械地拖动。随着旁白的推进，那段粗糙的旋律开始发生质变。
“陈默没能完成它。他的精力和才华在日复一日的逻辑循环中被耗尽了。于是，我们邀请了顾川——一位生活在音乐与自由中的新时代公民，去接手这份未尽的遗稿。顾川没有修改陈默留下的任何一个音符，他只是在那段破碎的挣扎背后，补完了一组跨越百年的和弦。”
随着旁白的落幕，顾川补完后的音响排山倒海般袭来。
原本焦灼、刺耳的电磁噪音被一层层温暖的弦乐包围。那些断裂的音程在深沉的大提琴声中找到了落脚点。陈默留下的那段挣扎的旋律，不再像是一场无望的自救，而变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庄严的对谈。
影厅里，那个背着画板的年轻学生不知不觉间已泪流满面。他听得出来，那段旋律里有一种对“美”的极致贪婪，那是陈默在那个窒息的时代里，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呼吸。那一束惨白的阳光在旋律的烘托下，竟生出了一丝神圣感。
随后，画面展示了刘志伟的猝死，以及他死后系统那冷酷的清除程序。
“太不合理了……”那个男孩喃喃自语，“这是极度的低效。为什么系统要摧毁它自己培养的精英？这是一种自我吞噬。”
理性的困惑，比感性的同情更具批判力。年轻人不是在哭，而是在感到智力上的恶心。
随着光影的流转，纪录片的基调从对个体生存状态的微观解构，转向了对整个社会关系网的绝望巡礼。
画面中出现了一张模糊的旧照片，那是大学时代的康磊。照片里的少年站在图书馆的台阶上，手里紧紧攥着一本厚厚的《存在与时间》，眼神里透着一种近乎狂热的意气风发。他在日记里写着：“哲学是人类摆脱必然性的武器。”
然而，画面一转，色调瞬间沉入死寂。那是深夜的铁轨，手电筒的光柱在冰冷的枕木上晃动。观众们听到了康磊深夜的呢喃，听到了顾川精心处理过的音轨：巡线锤敲击钢轨的声音被无限放大，每一声都像是敲在人的骨缝里。
紧接着是李洋。屏幕上是他那张被百讯大厦的白光映照得近乎透明的脸。林远在这里展示了一组极其残酷的数据：李洋在百讯工作的十年工资变化，对比他所购房屋的价值波动曲线。随后是他那辆网约车的行车记录仪画面，深夜的街道像是一条没有尽头的传送带。李洋在驾驶位上自言自语，那是长期的孤独和算法压榨下产生的某种精神癔症。
画面转到了六合立交桥。陈萍姑妈在那阴冷的桥洞下瑟缩，镜头特写了她那双长满冻疮、却还在拼命试图抓住招工者衣角的双手。为了她自己的“续命钱”，她必须在每一天的黎明把自己摆上柜台，等待挑选。
最后，画面定格在赵伟龙那只贴满创可贴的手上。那只手因为长期的劳损，正在不受控制地剧烈颤抖，米饭洒在了桌上。
就在这时，观众席中间传来了一声清脆的异响。
是那位抱菜袋子的大姐。她看到那只手时，像是被烫到了一样，猛地哆嗦了一下，怀里的环保袋掉在了地上。几个原本并不珍贵的苹果滚了出来。
她慌乱地想要去捡，但她的手——那双同样布满老茧、曾经在流水线上把自己磨损了半辈子的手——也在颤抖。她甚至抓不住那颗红润的苹果。
旁边的邻居按住了她的肩膀，替她捡起了苹果。
前排的那个年轻男孩转过头，看着大姐那双颤抖的手，眼神里的好奇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惊骇的沉默。他终于明白，他所习以为常的幸福生活，是建立在怎样的血肉磨损之上的。
纪录片进入了最后的时刻。
没有了噪音，没有了音乐。屏幕上只剩下陈默笔记本上那两行力透纸背的字迹。
影厅内亮起了微弱的背景光。林远看到，那个年轻男孩不再玩魔方，他端正地坐着，像是在面对一座墓碑。而那位大姐也挺直了脊背，死死盯着那行字，仿佛那是她这辈子得到的唯一的公正判决。
“不是为了成为人上人，而是为了世上不再有人下人。”
死一般的寂静统治了整个放映厅。
但这寂静并不安详。它沉重得让人耳鸣，那是两个时代在这一刻剧烈碰撞后留下的真空。
放映厅内的全息投影缓缓熄灭，那最后的一缕红光在林远的瞳孔中驻留了片刻，随即被室外透进来的、纯净的自然光彻底冲散。
林远静静地坐在那里，在这场复原中，他不仅听到了那个时代的噪音，更听到了文明在分崩离析前那沉重的、如冰川断裂般的闷响。
片刻，他拿出麦克风，补充了纪录片的最后一段旁白：
“我们刚才所目睹的，是人类文明最险峻的一段窄路。在那个被称为晚期资本主义的时期，这具僵尸般的机器在无情地吞噬着人们的劳动果实。人们惊恐地发现，他们付出的汗水越来越多，得到的尊严却越来越少。长此以往，那些最温和的渐进改良主义者也终于意识到，人类文明恐将终结于此。那绝不是某种‘历史终结’的虚假胜利，而是一场人类在无尽内耗中走向自我枯竭的终结。那个时代的人曾以为这就是永恒，以为资本与利维坦的锁链无法挣脱。然而，正如我们所知的，历史从未止步。经历了漫长的萧条，经历了血与火的洗礼，经历了世间最后一场残酷的战争，人类得以重生。”
林远停顿了一下，闭眼回忆他曾经从陈默这一角看到的点点滴滴。
“陈默没能看到这一天。他把自己蜷缩在十平米的阴影里，抓向史前的咒语，因为他看不见未来的微光。但我们今天站在这里，记录他的痛苦，不是为了怜悯，而是为了警示。我们要时刻记住，这种‘重生’是多么来之不易。我们不仅继承了先辈的理想，更继承了那些在黑夜中枯萎的灵魂对光明的终极渴望。”
林远最后看了一眼屏幕上跳动的上传进度条。这个关于陈默、刘志伟以及那个旧世界标本的记录，正式并入了联合公社的云端博物馆。
“这是给联合公社最好的献礼。”林远轻声说道。
随着光信号的脉冲，影片化作无数串数据流，被自动翻译为各种语言，发往联合公社散布在地球各处的行政与协作中心。
在巴黎，圣米歇尔广场的大屏幕上，陈默那张疲惫的脸出现在曾被公社社员鲜血染红的街区，年轻的大学生们停下讨论，凝视着百年前同龄人的困局；
在彼得格勒，涅瓦河畔的冬宫放映厅里，人们看到了旧时代官僚主义的残影；
在芝加哥，在那个曾经诞生了五一劳动节的工业废墟之上，新的自动化工厂工人们正在工间休息时段集体观看，以此警示自己要守卫那来之不易的“自由时间”，而其间的年长者则默默回首自己那艰难的过往；
而在圣地亚哥的广场、罗贾瓦的生态营地、孟买的共享港口……
这些曾经的斗争策源地，如今已连成了一张跨越国境、种族与语言的星图。联合公社的每一个分支都在讨论同一个话题：那个被称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僵尸机器，是如何在吞噬掉最后一个人之后，最终引发了那场彻底的崩溃与重生的。
在这场全球规模的必修课中，陈默那句“不再有人下人”的遗言，被翻译为法语、俄语、西班牙语、库尔德语……。它不再是一个溺水者的求救，而是成为了这个星际文明最基础的伦理基石。
林远推开窗户，远处马克思的雕像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他知道，在这一刻，陈默终于从那个十平米的阴影里走出来了，他走到了巴黎的街头，走到了涅瓦河的岸边，走到了每一个不再需要为生存而抵押灵魂的人心中。
傍晚，霞光渐渐收敛，联合公社的城市照明系统悄然启动，没有了旧时代那种侵略性的商业广告，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柔和、宁静的极简主义光影。
林远和顾川走进街边一家无人自助咖啡厅，二人在临街的桌边紧挨坐下，窗外的霓虹闪烁，像破碎的宝石般映照在光洁的复合桌面上。
林远伸了个懒腰，骨节发出轻微的脆响。他打了一个响指，侧头看向窗外流动的夜色：“忙了一整天，喝点什么？”
顾川正出神地看着街头几个背着琴包路过的年轻人，听到问话转过头：“冰美式吧，不要糖。虽然现在不需要靠它续命了，但我还是喜欢那种清醒的苦味。”
林远笑了笑，起身在吧台取了两只透明的环保晶体杯，走到机器前。随着指尖轻触，深褐色的液体在冰块间跳跃、冲撞，散发出浓郁的油脂香气。这种香气在一百年前曾是某种“昂贵小资”的象征，而现在，它只是这片土地上随处可取的、基本的感官慰藉。
他端着两杯咖啡坐回原位。顾川从兜里掏出一个有些复古的、金属外壳已经磨损出圆润包浆的随身听。
“今天在社区的旧物站淘到一个宝贝，”顾川的眼神里闪过一丝兴奋，“一百年前的重金属专辑，乐队名字叫‘万圣节’，来自旧时代的欧洲。我感觉那种生命力有点意思。”
说着，他将那条细长的有线耳机分出一边，递给林远。林远接过，塞进耳朵。
随着顾川按下播放键，失真的电吉他像火焰一样升腾而起，那种原始、粗砺的鼓点带来毫无保留的抗争感，与此时此刻窗外那秩序井然、按需分配的和平世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错位。
随后，一个高亢嘹亮、充满金属质感的声音，穿越了重重历史的烟尘，直接撞击在他们的耳膜上：
如若你在踽踽独行
迷失了前进的方向
请随我踏上旅程
前往未来世界
如果你匆匆度过人生
不解生命的意义
那就来看看未来世界
它应有的模样我们都生活在幸福之中
生命充满喜悦
我们的每个明天都无所畏惧
并肩同行的归属感
始终陪伴我们身旁
我们热爱生活
也深知我们永远拥抱光芒因为我们都生活在未来世界
一个充满爱的世界
我们未来的生活灿烂辉煌
随我来——未来世界你说你想留在这里
但这并不是你的时代
回去吧，去寻找你通往未来世界的道路
生活本该恣意绽放
永远不向现状投降
去告诉世人通往未来世界的道路终有一天，你会生活在幸福之中
心中充满喜悦
你会发现每个明天都无所畏惧
并肩同行的归属感
也会陪伴你的身旁
你会说你热爱生活
并明白其间的光芒因为我们都生活在未来世界
一个充满爱的世界
我们未来的生活灿烂辉煌
随我来——未来世界[注：歌词译自 Future World - Helloween]
一曲结束，林远睁开眼睛，久久没能回神。
窗外的霓虹依旧规律地闪烁，老师牵着孩子们的手走过街角，巴士无声地停靠在路边。一切如常，一切又都已不同。
他缓缓说道：“他们唱的好像就是我们。”
顾川摘下耳机，轻声回应：“不。”
“他们唱的，”他看向林远，目光仿佛穿透了时间的帷幕，“是还没找到路的‘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