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部令人难忘的著作。
后续的内容将分为两部分，首先是跟随奥威尔展开这段历史，然后是结合西班牙内战的其他材料展开论述。
希望我能坚持下去。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未曾见过光明。
第二帝国的那个花花世界般的巴黎消失得无影无踪。法国的京城不再是不列颠的大地主、爱尔兰的在外地主、美利坚的前奴隶主和暴发户、俄罗斯的前农奴主和瓦拉几亚的封建贵族麇集的场所了。尸体认领处里不再有尸体了，夜间破门入盗事件不发生了，抢劫也几乎绝迹了。事实上自从1848年2月的日子以来，巴黎街道第一次变得平安无事，而且不再有任何类型的警察。有一个公社委员说：“我们再也听不到杀人、偷盗和人身袭击事件；看来真好象警察已经把他们所有的保守派朋友一起带到凡尔赛去了。”
荡妇们已经跟在她们的庇护者——那些家庭、宗教、尤其是财产的卫士们的屁股后头跑掉了。没有了荡妇们，真正的巴黎妇女又出现在最前列，她们像古典古代的妇女那样具有英勇、高尚和献身的精神。努力劳动、用心思索、战斗不息、流血牺牲的巴黎——它在培育着一个新社会的同时几乎把大门口外的食人者忘得一干二净——正放射着它的历史首创精神的炽烈的光芒！
巴黎这个新世界相对峙的是凡尔赛的旧世界。看看这个旧世界吧——这是个由来自所有死亡了的旧体制的食尸鬼组成的议会。食尸鬼就是渴望撕食国民尸体的正统派和奥尔良派。还有一个尾巴，这就是陈腐的共和派。这些共和派以出席国民议会来表示他们对奴隶主叛乱的支持；他们把他们的议会制共和国得以维持下去的希望，寄托于那个充当着共和国首脑的老骗子的虚荣心；他们十分可笑地学着1789年的样子，在Jeu de Paume 举行他们的令人毛骨悚然的会议。这个代表法国一切死亡事物的议会，只是靠着路易·波拿巴的将军们的军刀的支持，才得以维持住生命的假象。
—— 马克思《法兰西内战》
只要他们（工人民兵）存在下去，西班牙民兵部队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缩影。在那个集体中，没有人热衷于追名逐利，虽然每样东西都短缺，但没有特权和巴结，人人都能粗略地尝到可能像社会主义起始阶段那样的滋味。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
—— 乔治·奥威尔《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这样的一个城市，这里的工人阶级处于统治地位。特别是，无论何种规模的建筑都控制在工人阶级手中，屋顶上都插着红旗或无政府主义者的红黑两色旗；每一面墙上都随意地涂画上锤子和镰刀的标记，以及革命党名称的首字母缩写；几乎每个教堂都被清洗过，所有神像都被焚毁。各处教堂都被一帮帮工人逐一地破坏了。每间店铺和咖啡店的门口都写有文字，说明其已被收归集体所有；就连擦皮鞋的儿童也被集体化了，他们的工具箱上被漆上了红色和黑色。服务员和巡视员直视你的脸，把自己当作和你完全平等的人。卑躬屈膝的和礼仪性的套话暂时消失了。没有人说‘Senor’或者‘Don’（老爷）甚至是‘Usted’（您），每个人都称别人为“同志”、“你”，说‘Salud’，而非‘Buenos días’。自从普里莫·德里维拉的时代以来法律就规定不允许收取小费。我对此的第一次经历是，我试图给一位电梯管理员小费，可受到了酒店经理的告诫。没有私人汽车，它们全都被征用了：所有的有轨电车、出租车，以及大部分其他交通工具，都被漆成红色和黑色。革命的海报用醒目的红色和蓝色印刷，四处张贴，贴在墙上相当抢眼。相形之下，残留在墙上的为数不多的昔日广告招贴画，就像是一些胡乱涂抹上去的毫无价值的东西。在拉姆拉斯南面，宽阔的主大街上聚集了庞大的人群，人们不时地来回走动。大喇叭整天播放着刺耳的革命歌曲，直至深夜。这些人乍看起来也许是这个世界上最奇特的生灵了。从表面上看，这座城市的富有阶级已经消失了。除了很少一部分女性和外国人，这里根本没有穿着考究的人。事实上，每个人都穿着粗糙的工作服，或蓝外套，或不同样式的民兵制服。所有这些都十分奇特，令人震撼。这里有很多我不理解的东西，在某些方面我甚至根本不喜欢，但我立即就认为这种情景是值得为之奋斗的。我也相信，事情就像它表现出来的那样，这里确实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国家，所有的资产阶级不是逃走了，被杀掉了，就是自愿地转向工人阶级阵营；我并没有意识到，还有大量富裕的资产阶级潜伏着，暂时把自己装扮成无产者的模样。
与此同时，这里也存在着某种战争的罪恶气氛。这个城市看起来既灰暗不堪又极不整洁，公路和建筑物几乎无人维护。为防空袭，夜晚的街道昏暗无光；大部分商店非常破旧，几乎空空如也。肉类奇缺，牛奶简直难觅踪迹，煤炭、食糖和汽油都十分匮乏，更为严重的是面包供不应求。在这一时期，购买面包者排成的队伍常常达数百码长。尽管如此，人们还是能判断出，这里的人民是满足的和充满希望的。这里没人失业，维持生存所需的费用仍然极其低廉；你很难侃侃到极端贫困的人，除了流浪汉之外，也很难看到乞丐。最重要的是，人们有着对革命和未来的信念，产生出了一种突然进入平等和自由时代的感觉。人们尝试着表现得像是真正的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个个小小的齿轮。理发店里贴着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通告（大部分理发师都是无政府主义者）庄严宣布，理发师不再低人一等了。大街上张贴着彩色的海报，呼吁废除娼妓制度，让妓女从良。“讲英语的民族向来冷漠自大，对于来自这个文明的人而言，”这些空想的西班牙人采用这种毫无新意的革命措辞显得十分可怜。在那段时间里，有好多印刷有最天真的革命歌曲的活页在街头出售，其内容几乎都是颂扬无产阶级兄弟情谊和声讨墨索里尼的邪恶的，每份只需几个生丁。我时常看到一个没怎么受过教育的民兵，购买这种歌曲活页，艰难地拼读上面的单词，当他熟悉歌词之后，就开始按曲谱的调子哼唱起来。
这是奥威尔初到西班牙巴塞罗那见到的新世界，或者说，是新世界的雏形，是苏维埃工人政权的雏形——地方委员会在各地建立起来，武装工人的将地主赶跑，将土地集体化，充满罪恶的教堂被破坏，甚至店铺都收归集体所有；没有人比谁低人一等，即使是在战争中物资匮乏，人们仍充满希望，因为在这即将到来的新世界中，他们感受到了自由与平等，感受到了自己是真正的人，而非资本主义机器上的一个个小小的齿轮。奥威尔也觉得这种情景是值得为之奋斗的。
在这段时间奥威尔待在列宁军营，接受上战场前的培训。工会组建了由工人组成的民兵组织，但这些工人都还没有来得及以最常规的军队编制原则加以组建。
再来看看这样的民兵兵营是什么样子的吧。
整个兵营都是一片污秽和混乱的景象，民兵对他们占领的每一栋建筑都作了改造，这看起来是革命的一个副产品。每一处角落都会碰上成堆的被毁坏的家具，破烂不堪的旧马鞍，铜质的骑兵头盔，空空的马刀刀鞘，以及正在腐烂的食物。
每个人的衣服设计款式大致都是一样的，但却没有任何两件衣服完全相同。有人打着皮绑腿，有人穿着灯心绒裤子和长统橡胶靴，还有人既打着皮绑腿又穿高统靴。每个人都穿着带拉链的夹克衫，但有人穿的夹克是皮质的，另一些人穿的是羊毛的，什么颜色都有。帽子的样式就和他们的穿着一样五花八门。
民兵的成员充满着革命的热情，他们大多是从巴塞罗那的穷街陋巷招募来的男孩子，年纪不过十六七岁。他们没有战争的经验，也不知道什么是军事的纪律。
即使想让他们站成一条直线也是不可能的。根本不存在什么纪律，如果一个人不喜欢某项指令，他就会走出队伍，向长官大声咆哮。
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军队中，军官与士兵是平等的。
指挥我们的陆军上尉是一个结实的、没有经验的、令人愉快的年轻人，以前是正规军队的军官，就他整洁的仪容和崭新的制服来看，现在看起来也依然像个正规军队的军官。最奇特的是，他还是一个最忠诚和最热情洋溢的社会主义者。他坚持在所有的队列中实行完全的社会平等，这比那些队伍中的民兵自己所要求的还要彻底。我还记得，当一个无知的新兵叫他“先生”时他的那副带着痛苦的惊讶神情。“什么！先生？是谁叫我先生？难道我们不是同志吗？”我很怀疑这样做是否能让他的工作变得轻松一点。
军事的训练是极其简单的——它甚至算不上是军事训练。
所谓的指导就是在阅兵场上进行最陈旧、最愚蠢的操练：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三个人一组正步走，以及所有其他类似的根本没有实战价值的联系，这些我在十五岁的时候就已经学过了。这是一种对非正规军进行的形式非常特别的训练。显然，如果你只能用有限的若干天时间来训练一名士兵，你就必须教会他最需要的东西，如何隐蔽，如何穿过无遮无拦的地方，如何站岗，如何筑胸墙——最重要的是，如何使用他手中的武器。但是，这些由热情的孩子们组成的乌合之众，甚至连如何用来复枪射击或把手榴弹上的保险销拉掉都还没有被教会，在不久之后就会被送到前线。那时，我还没有想到，这是因为那里根本就没有可供练习的武器。在马统工党的民兵中，来复枪的短缺十分严重，以至于到达前线的新部队总是不得不从那些撤离前线的部队手中接过来复枪。我确信，在整个列宁军营，除了哨兵使用的之外，根本没有来复枪。
西班牙的人的热情给奥威尔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奥威尔毫不吝惜他对西班牙无产阶级大众的颂扬。
除了我自己，兵营里就只有一个英国人，即使是在军官当中，也没有一个人会说哪怕一个法语单词。我的战友们互相交谈的时候，他们说的是加泰罗尼亚语，但这对我而言并没有多大的帮助。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随身携带一本小字典，在遭遇窘迫的时候，就嗖地一下从衣袋里掏出来应急。但是与在其他国家相比，在西班牙，我很快就不再被看成外国人了。在西班牙交朋友是多么容易啊！大概只相处了一两天，就有二十多个民兵开始用我的教名称呼我，给我帮助，用热情包围了我。……一个西班牙人的慷慨，用最直接的话来说，甚至常常令人感到尴尬。如果你向他要一支烟，他会把整包香烟塞给你。在诸如此类的小事情上，包含了一种更深意义上的心灵上的宽厚情怀，这是我在这种处境艰难的环境中不断遇到的。
终于，奥威尔所在的民兵部队前往车站，在全程人民的欢送中踏上了开往战场的火车。
最后，他们让我们前往车站，行进的是最绕道的路线，长达三到四英里，目的是在全城的人们面前充分地展示一下。到了拉姆拉斯，他们让我们停留了一会，一支借来的乐队演奏了一些革命歌曲或其他什么歌曲。再一次，这些耀武扬威的英雄们——叫喊着，洋溢着热情，到处都是红旗或红黑相间的旗帜。友好的人群聚集在道路两旁，为的是看上我们一眼。女人们站在窗口向没我们挥手致意。那时候这一切看起来是多么自然，现在这一切看起来却又是多么遥远和不可思议！
战争就是战争，战争不是浪漫的。战争意味着咆哮的炮弹、钢铁被炸成碎片，意味着泥泞、虱子、饥饿和寒冷。战线上充满了排泄物和腐烂食物的气味。气候是恶劣的，不是雾就是雨，泥土路被搅成一望无际的烂泥沟。
然而这个战线却比较冷清，奥威尔看到的第一批“法西斯分子”是法西斯阵地的逃兵，他们是被强征入伍的。嗯，这又是一个令人熟悉的画面，一边是为信仰而战斗的勇士，另一边是强征士兵的旧势力。这些人本不想为法西斯的恶魔战斗，只是迫于生计才被迫从军。如同二战时期日本的百姓，只有参军才能填饱肚子，于是他们就“被迫”加入了法西斯的队伍。这不免形成了战斗力的差距。但不同的是，日本的法西斯最终失败了，西班牙的法西斯胜利了。
在战线的这一部分，很多与我们作战的敌军士兵根本不是法西斯分子，他们只是被可怜地强征入伍的，战斗刚打响时，他们极为害怕和紧张，根本不敢逃跑，就一直在里面服役。他们中的一小部分人以为战事已经缓和，常常冒着风险接近我们的阵地。如果不是他们的亲属还在法西斯的地盘上的话，毫无疑问，会有更多的人这么做。这些逃亡者是我所见过的第一批“真正的”法西斯主义者。使我感到震惊的是，他们与我们之间并无多大的差别，除了他们穿着卡其布的外套。他们刚来时总是一副饿死鬼的模样，拼命地吃东西——这相当自然，因为他们已经在战线间的无人地带躲躲藏藏地走上了一两天。但人们总是乐于把这作为一个证据，得意洋洋地指出，法西斯分子正处于饥饿之中。我见到过一个法西斯分子被安排在一个农民的家中吃饭。不知何故，看了以后还有点让自己产生了某些同情的感觉。这是一个大约二十岁的高个子男孩，风吹得面色发暗，衣服破破烂烂，蜷缩在火堆旁，端起一盘炖肉，不顾一切地快速吃了下去。而他的眼睛则自始至终都在来回扫视围在他身边的那些民兵。我想，他仍然对眼前这一切半信半疑，即，我们是嗜血的“革命者”，一等他吃完饭就会对他开枪射击。负责监督他的那个武装军人不停地轻拍他的肩膀，并发出令人感到宽慰的声音。
民兵组织的军备供应是极其困难的。在奥威尔到达战线的第三天才得到运来的来复枪。
在我们到达阿尔库维耶雷的第三天早晨，来复枪运到了。一位脸色深黄的中士把它们放在马厩里。当我看了他们发给我的家伙时，我顿觉遭到巨大打击并感到沮丧。这是一支德国长毛瑟枪，制造日期是1896年，已经四十多年了！外表锈迹斑斑，扳机很涩，从枪口往里看，枪膛也已锈蚀，完全没有继续使用的指望。
最终，他们到达前线。然而，这样一个队伍，不管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真正的部队。但正是这样一群渺小而又伟大的人保卫者共和国，抵抗法西斯。
但是，他们对终于能够到达前线，全都既高兴又激动。在我们接近战线时，这些摇着红旗、跑在队伍前面的男孩们开始高呼“Visa P.O.U.M.”（马统工党万岁）、“Fascistas—maricones！”（法西斯分子——娘娘腔）以及诸如此类的战争期间常常呼喊的带有威胁性的口号，但是，这些口号从尚带童音的嗓子里喊出，听起来却显得很可怜，宛如小猫的叫声。想想都觉得可怕，共和国的保卫者居然就是这样一群衣着破烂，扛着几乎报废的来复枪的孩子们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开枪。记得当时我在想，如果有一架法西斯的飞机从我们行进队伍上空经过会怎样，飞行员会否乐意费事俯冲下来用机关枪对我们扫射。我确信，即使在高空中，他也能够看出我们并非真正的军人。
奥威尔向我们描述了前线的样子：
前线一般由一连串加强的岗哨组成，这些岗哨通常被称为阵地，多设在每座山的山顶。在老远的地方，你就能看到我们的的阵地设在马蹄铁的顶部，看到用沙袋堆成的简陋的掩体，一面迎风飘扬的红旗，防空洞里飘出来的烟。再靠近一点，你就能闻到令人作呕的略带甜味的恶臭，此后，这种怪臭在我的鼻孔里停留了好几个星期。我们阵地的正后方，几个月来的生活垃圾全都集中在这里——面包皮、大小便、生锈的罐头盒等等全部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极度腐臭的大粪堆。
他们到前线替换上一队的民兵。他们的制服糊满了泥巴，他们的靴子破成了许多碎片，他们的脸上全都胡子拉碴。
虽说是前线，但是双方还是有一定的距离。
或许是由于优秀的匹配机制吧……在这样的距离下，双方的来复枪根本无法瞄准，子弹都是漫无目的地射出。似乎双方都没有能力打进对方的阵线，双方处于一种微妙的平衡。
奥威尔觉得这种战争很无聊，或者说是，厌恶。
根据我对堑壕战的概念，法西斯分子应该在五十到一百码之外。我什么也看不到——看起来，他们的战壕隐蔽得很好。后来，当我终于看清本杰明所指的地方时，我感到既沮丧又不安；对面的山顶上隔着溪谷，离我们这里至少也有七百米远，只能看到法西斯分子阵地上战壕的轮廓，以及一面红黄相间的旗帜。我感到无可名状的失望。我们连接近他们都还谈不上呢！隔了这么远的距离，我们的来复枪完全不起作用。但就在此时，有人发出了激动的呼叫声。两个法西斯分子，远远看去像是两个灰色的小雕像，正在对面光秃秃的山坡上朝上爬。本杰明从靠近身边的人手里夺过来复枪，瞄准，扣动扳机。咔哒！一颗哑弹。我认为这是个很坏的征兆。
新的哨兵刚刚进入战壕，就漫无目的地开枪，胡乱射击一通。我能看得到那些法西斯分子在胸墙上方有个黑点在有恃无恐地晃悠，这是一颗敌人的脑袋。显然，开枪根本不起作用。可就在不久前，我左边的哨兵，以他那典型的西班牙风格离开了岗位，悄悄地走到我这里，并怂恿我开枪。我试图向他解释，在这样远的距离，用这样的来复枪，除非极其偶然，你根本不可能打到那边的人。但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他用自己的来复枪紧紧地瞄准一个来回移动的黑点，他龇着牙，就像狗正等着扔过来的一块小石子那样。终于，我对准七百米远的地方开了一枪。那黑点消失了。我希望子弹打得够靠近，至少能把他吓一跳。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向人开枪。
现在，我对前线所看到一切深感厌恶。人们竟把这叫做战争！我们还几乎没跟敌人真正接触过！我甚至还从未产生过把头缩进战壕的念头。然而，不大一会儿的功夫，一颗子弹就紧贴我的耳朵飞过，发出令人厌恶的尖啸声，钻入我身后的背墙里。啊！我急忙蹲下。我曾经发誓，我这辈子都不会在第一颗子弹向我射来的时候蹲下。但这么做似乎又确实是一种本能，而且几乎每个人都至少这样地做过一次。
天气越来越冷了。
奥威尔所在的前线几乎没碰到过什么真正的战斗，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危险。
老实说，我在西班牙的这段日子里，自始至终，几乎没碰到过什么真正的战斗。从一月到五月，我一直待在阿拉贡前线。从一月到三月底，除了特鲁埃尔以外，那里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战事，或者说只发生过几次很小的冲突。三月，在韦斯卡周围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战斗，我自己只在战斗中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六月，进攻韦斯卡的战斗遭受了惨重损失，一天之内就有数千人阵亡，而我在那之前就已受伤，丧失了战斗能力。我几乎从没有想过人们一般很在意的那些战斗荣誉之类的事情。我既没有遭遇过任何一架飞机在我身旁投下一枚炸弹，也没有遭遇过任何一颗炮弹在我身旁五十码之内爆炸，我只遭遇过一次白刃战（哪怕一次也嫌太多，我完全有理由这样说）。当然，我们常常遭遇重机枪的火力压制，但通常身处安全距离之外。如果你采取合理的自我保护措施，即使在韦斯卡的前沿阵地上，一般也不会遭遇什么危险。
从这里再往北就是环抱萨拉戈萨的群山。战斗处于胶着状态的时候你只能感到疲劳和厌倦。整天过着有如城里小职员那样的既忙忙碌碌，又机械单调的生活。站岗、巡逻、挖战壕；挖战壕、巡逻、站岗。在那边的每个山顶上，都有一群法西斯分子或保皇党分子龟缩在他们的旗帜下瑟瑟发抖；他们每个人都裹紧肮脏破烂的衣服，试图抵御寒冷。盲无目的的子弹没日没夜地在空旷的山谷间游荡，但在某个人身体上找到归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这样的战争与大多数人们的想象想去甚远，它完全谈不上激烈。
这种年龄的孩子根本就不该被送上前线，因为他们无法忍受长期睡眠不足，在前沿战壕中缺觉那可是家常便饭。起初，要想让我们的岗哨在夜晚正常执勤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我的这个小分队的坏小子们，你只有把他们从防空壕里拖出来才能把他们弄醒，然后就在你转过身来的一刹那，他们便离开岗哨，重新溜进了防空壕。有时候，尽管天寒地冻冷得可怕，他们竟然也能斜靠着战壕壁酣然入睡。幸运的是，敌人也同样缺乏进取精神。在我看来，在许多个夜晚，我们的阵地完全有可能被二十个拿气枪的童子军攻占，此外，二十个拿着羽毛球拍的女童子军说不定也能干成这件事。
每个民兵组织都隶属于一个政治组织，由各种工会和政党所建立。
这一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官兵之间存在着普遍的社会平等。民兵组织中的每一个人，从将军到士兵，大家拿同等的薪金，吃同样的食物，穿同样的衣服，一切都完全平等。如果有个士兵拍拍将军的背，向他要一支香烟，他完全可以这么做，每个民兵部队都相当于一个民主政体，而非等级组织。命令应当被执行，这也是大家都能理解的，但当你发出命令时，你所发出的命令是同志式的，而不是上级对下级的方式，这也大家都能了解的。这里虽然也有军官和军士（N.C.O.），但么眼通常意义上的军阶、军衔、徽章，以及咔嚓一声立正敬礼之类的东西。军官们试图在民兵中组织创造一种暂时的无阶级社会的模式。当然，这种平等还不是人们理想中的平等，但这比我在战时曾经看到过或想到过的一切都更接近于理想。
以人们的想象来说，这样的松散的乌合之众也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然而，民主的“革命”式的军事纪律比最初预期的要好得多。
在一支工人民兵队伍中，军事纪律在理论上也是同样应该被自愿执行的。这种纪律建立在忠诚于本阶级的基础上。相反，一支从资产阶级中征募的队伍，其纪律则最终是建立在强制和恐惧的基础是、之上。（取代民兵的人民军则介于这两种类型之间。）其他军队中盛行的欺凌和辱骂行为，在民兵队伍中是任何时候也不能被容忍的。在民兵队伍中正常的纪律处罚依然保留着，但处罚只被适用于最严重的过失。当某个人拒绝服从命令时，不会立即让他受到惩处，人们首先要以同志式的友好态度对他进行劝导。从未管理过士兵且愤世嫉俗的人会立刻指出，这样做决不会“起作用”。但事实表明这样做从长期看的确是“起作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哪怕是民兵中最不守纪律的一些人也都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在一月份，为了让十二个新兵达到要求，把我的头发都快折腾白了。在五月，我一度担任代理中尉的职务，指挥三十个人，其中有英国人，也有西班牙人。几个月来，我们持续遭受进攻，在下达命令或要求自愿从事某项危险工作方面，我几乎从未遇到过什么困难。“革命”纪律要靠政治觉悟来执行——要理解服从命令的原因，要把这种观念推广开来需要时间，但是要把一个人训练成兵营里的机器人也同样需要时间。嘲笑民兵队伍的新闻记者也许很少记得，当人民军尚在后方训练时，是民兵们在前线坚守着。从根本上来讲，民兵能守在阵地上，这本身就是对“革命”纪律的力量的一种颂扬。直到1937年6月，民兵们能够留在那里，靠的完全就是对本阶级的无限忠诚，逃兵有可能被枪毙——在偶尔和特殊的情况下也确有逃兵被枪毙的。要是强征入伍的队伍处在同样的情况之下——在战地指挥部转移之后——恐怕早就作鸟兽散了。而民兵们却仍在固守前线阵地，临阵脱逃者更是极为罕见，尽管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赢得胜利的可能性是多么微乎其微。
是的，这些无产者选择加入民兵并坚守在条件艰苦、物资匮乏的阵地上，靠的完全就是对本阶级的无限忠诚！
至于前面提到的战斗的僵持，奥威尔给出了如下的解释：
这是由于这个国家的山川地理所决定的。在我们和法西斯分子交战的前线，双方都在自然地理条件最具优势的地方设置了阵地，它通常只能从某一侧接近。如果阵地再挖上了战壕——即使派上一个步兵团也无法攻克，除非派出更为强大的兵力。在我们的这个阵地以及周围的大多数阵地上，只要有十二个人加两挺机关枪就足以击退一支部队的进攻。我们占据着山顶上的有利位置，本该用大炮轰出可爱的印记作个纪念，但这里什么火炮也没有。我常常环顾敌方阵地，并期盼着——噢，这种棋盘是何等急切啊！——几组排炮。那样，只有一个人就能轻松地逐个摧毁敌军阵地，就像用锤子砸开核桃那样轻而易举。但在我们这一方哪怕一门炮也没有。法西斯分子偶尔也辉设法从萨拉戈萨弄来一两门炮，并射出有限的几枚炮弹，少得在射程之内都难得找到一块弹片，剩下的弹壳有气无力地落入空荡荡的峡谷中。在既没机枪又没有火炮的情况下，人们所能做的就是三件事：在安全距离——比如四百码——掘个洞把自己隐蔽起来；在开阔地带进军从而被大批杀死；或者进行小规模的夜袭，而这不会改变战争的整体局面。实际上，真正可供人们选择的只有两条：要么按兵不动，要么自寻死路。
事实上，在这儿的前沿阵地和战争的这个阶段，真正有用的武器并非来复枪，而是扩音器。因为既然用来复枪无法杀死远在射程之外的敌人，那就改用冲着对面阵地大喊大叫的办法来整敌人。
无论在何处，只要敌我双方阵地之间的距离近到了叫一声对方就能听得到的程度，每一方都会日夜不断地向对方进行高声咒骂。我方高呼：“法西斯分子——同性恋！”法西斯分子则高呼：“西班牙万岁！佛朗哥万岁！”——或者，当他们知道对面是英国人时便高喊：“滚回老家去，你们这些英国佬！我们这里不需要外国佬！”在民兵中，特别是那些站在政府一边的党派成员，他们力图破坏敌人士气的宣传性喊话，已经发展成为一种驾轻就熟的常规技巧。每一个占有前沿位置的人，通常是机枪手，都被赋予了喊话任务，并且都发了扩音器。他们的喊叫通常都有固定的程式，他们充满革命激情地向法西斯士兵们解释，你们都是国际资本（主义）的雇佣兵，你们是在与自己的阶级作战，等等，等等，并敦促对方赶紧弃暗投明往我们这边跑。这些话语由轮番替换的人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广播，甚至持续通宵。这种喊话是有作用的，人们对此几乎不存争议；每个人都认为法西斯逃兵逐渐增多，与这种宣传性喊话有很大关系。完全可以想象，站在敌方某个哨位的某个可怜的家伙——很可能是违背自己意愿而被强征入伍的社会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工会成员，他在自己的哨位上都快冻僵了，听到“不要与你自己的阶级作战！”的口号在黑暗中反复响起，他不可能不留下深刻的印象。这就有可能促使他决定是否应该叛逃。
奥威尔在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做法时很反感，但后来他逐渐理解了：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都是一种合理的策略。在普通的阵地战中，如果没有火炮，那就很难避免在重创敌人的同时己方也要付出同样的伤亡代价。如果你能以策动叛逃的方法削弱敌方群体，那是再好不过了。叛逃者实际上比敌人尸体更有意义，因为他们能够提供有用的情报。
在我们右边地势稍低的那个地方，有个加联社党的哨所，那里有个该党男子在从事策反工作方面简直像个艺术家。通常，他不是高喊革命口号，而只是心平气和地告诉法西斯分子，我们这边吃的食品比他们那边好多了。他所列举的政府配给，带有相当多的想象的成分。“奶油土司！”——谁都能够听到他的洪亮嗓音在寂静的山谷里回响——“就在这儿，我们正坐下来吃奶油土司！多么可爱的奶油土司切片啊！”其实，我丝毫也不怀疑，他和我们一样，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或者好几个月没见到过奶油了。但在如此寒冷的夜晚，关于奶油土司的消息，大概一定会使许多法西斯分子流口水了。这甚至也让我流了口水，尽管我明明知道他在撒谎。
二月的一天晚上，奥威尔第一次暴露在战火之中。
那天晚上，法西斯分子发动了一次夭折的进攻。我刚刚躺下睡觉，尚在似睡非睡之间，突然传来一阵猛烈的射击声，随即有人在防空壕里高声大叫：“他们进攻了！”我翻身抓起来复枪，跑向自己的岗位。我的岗位在阵地的最高点，机枪位的旁边。这里伸手不见五指，射击声宛如恶魔一般。关于敌方火力，我推测大概有五挺机枪对我们开火。法西斯分子那边发出了一种可怕的爆炸声，那是他们有人以一种白痴般的方式把手榴弹投在了己方的胸墙上。夜空极度黑暗。在我们左面的山谷中，我看到了来复枪发出的绿色火焰，那里有一小队法西斯分子，很可能是在巡逻，他们从侧面向我们发起攻击。黑暗中，子弹在我们周围飞来飞去。爆炸——尖啸——爆炸。一些炮弹呼啸着飞来，但落地点离我们还远着呢。如同以往常见的那样，敌人扔过来的多数炸弹都没有爆炸。接下来，我们开始了一段糟糕的时光，我们的背后的山顶上又有一挺机枪在射击——实际上是调上来支援我们这一方的，可当时感觉我们似乎已经被包围……不久，我们的机枪又被卡住了，它好象被糟透了的弹药堵惯了似的，更麻烦的是推弹杆也在黑暗中丢失了。显然，大家除了站着挨打什么也做不成了。西班牙机枪手们对于隐蔽持蔑视态度，实际上就是故意暴露自己，所以我也只能这样做。尽管如此，这种经历仍然非常有趣。确切地说，我还是第一次这样暴露在战火之中，让我感到耻辱的是，我发现自己被吓得冷汗直冒。我注意到，当遭遇重火力攻击的时候人们都有同样的感觉——你最害怕的不是被打中，而是不知道什么地方会被打中。长时间地紧绷神经，不知道子弹会击中哪个部位，这会给你的整个身心带来巨大的痛苦。
双方交火一两个小时后，敌方火力渐渐减弱，以至停止。其间我们仅有一人负伤。法西斯分子将一些机枪前移至军事无人区，但留出一段安全距离，也无意于将枪口对准我们的胸墙。事实上，法西斯部队并不是真的发动进攻，主要是为了枪弹齐鸣，制造欢快气氛，庆祝他们夺取马拉加。此事的重要之处在于，教会了我万万不可轻信报纸刊登的战时新闻。一两天之后，许多报纸和广播都同时报道了一则消息：一支拥有大量骑兵和坦克的强大法西斯部队对我方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场是在一处近乎垂直的山坡上！），但被英勇的英国人击溃了。
在这一部分，奥威尔向我们介绍西班牙的各种政治势力。（我也会加入一些个人对这些政治势力的观点和分析）
奥威尔参加的是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简称马统工党，P.O.U.M.），他加入这个组织只是由于他所属的英国独立工党给他开的介绍信，他当时并未考察其他的各种组织。当然，这些共同反法西斯的党派之间多多少少也存在着各种争论和分歧。
在那个时期，全世界的法西斯势力开始崛起——日本在中国东北为所欲为，希特勒屠杀各种政治反对派，墨索里尼轰炸了埃塞俄比亚。面对这些暴行，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反抗行动，五十余个国家发出“不干涉”的声音。而当西班牙的弗朗哥试图推翻共和政府的时候，西班牙人民却选择了起身反抗。
虽然不能将弗朗哥与希特勒或墨索里尼相提并论，因为弗朗哥并不像希特勒或墨索里尼那样想要搞法西斯式的扩张，而是在贵族、教会以及法西斯的支持下复辟封建君主制。所以反对弗朗哥的就不仅仅是工人和农民，也包括小资产阶级，而小资产阶级在德国或者意大利正是法西斯的最坚定的支持者。然而对于工人和农民来说，他们并不仅仅是以“民主”和“秩序”的名义反对弗朗哥，他们想要的是彻底的革命——土地被农民夺取，工厂和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被工会夺占，教堂被拆毁，牧师被赶跑或杀害。
工人是最先起来反对弗朗哥的。以工会组织起来的工人号召总罢工，并要求分发在斗争中夺取的弹药库中的武器。而当时政府方面虽然没有表示反对弗朗哥，但也没有组织工人的起义，面对工人的压力时还勉强地采取一些让工人获得武器以避免形势急转直下的行动。
在西班牙东部的一些城镇，在一些仍然效忠政府的武装力量（袭击卫队等）的帮助下，主要是通过工人阶级的奋力战斗，终于打败了法西斯主义者。这可能是那些为革命而战的人们所采取的行动——例如，自以为是为了改变现状。在各地的革命中心，据说一天就有三千人战死于大街小巷。男男女女们仅凭手中的雷管和炸药在广场上左冲右突，捣毁了训练有素的士兵用机枪把守的堡垒。法西斯主义者在战略要害部署的机枪阵地被时速六十英里的出租车冲毁。即使从未听说过农民夺取了土地、建立了苏维埃等等，人们也很难相信，作为抵抗运动中坚力量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其实正在保卫资本主义的民主事业。而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民主只不过是中央集权化的虚伪工具。
在一些地方，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大地主的土地被农民夺取。工业和交通部门出现集体化运动，与之相伴而来的是，人们开始通过成立地方委员会建立了工人政府的雏形，用工人巡逻队取代了支持资本家的旧警察，在工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工人武装……
这一进程并不是同步的，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加泰罗尼亚。一些地区的地方政府机构几乎没有受到冲击，有的甚至与革命委员会同时并存。在一些地区，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不受任何人约束的公社，有的存在了一年之久才被政府镇压下去。在加泰罗尼亚，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在最初的几个月中掌握了实权，控制了大多数关键性的工业部门。
西班牙所发生的不只是内战，而是革命的开始。然而西班牙以外的反法西斯主义新闻媒体却将其遮遮掩掩，狭隘地解释其为“法西斯主义与民主之间的斗争”，而革命的一面则被尽可能地掩藏起来。
这其中有几个原因。首先，支持法西斯分子的新闻媒体散布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暴行的谎言，善意的宣传毫不怀疑地认为，他们是在帮助西班牙政府，防止西班牙“赤化”。但主要的原因是：除了各国的一些规模较小的革命团体外，整个世界都在下决心防止西班牙出现革命。（西班牙）共产党尤其是这样，它仰仗苏联的支持，全力反对进行革命。这些共产党人的理论是，在这个阶段进行革命必将产生致命的后果，西班牙革命的目标不是由工人来掌握权力，而是在于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为什么“自由派”资本家也持有这种观点。外国资本在西班牙有着大量的投资。例如，巴塞罗那公共运输公司就有上千万的英国资本，而工会却控制了加泰罗尼亚的所有交通。如果革命继续推进的话，将不会给予外国资本以任何补偿，即使给予，也少得可怜；如果资产阶级共和派占上风，则将能够保证外国投资的安全。因为如果革命被粉碎，就会使事情大大简单化，如同什么革命也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样，每个事件的真实意义就可以被掩藏起来，权力从工会向中央政府的每次转移都可能意味着那是军事改组的必要步骤。最后产生的结果非常奇特。在西班牙境外，几乎没有人知道那里发生了革命，而在西班牙境内，则没有人怀疑那里发生了革命。即使处在共产党人控制之下的、或多或少地执行反对革命的政策的加联社党的报纸，也都在谈论“我们的光荣革命”。与此同时，一些外国共产党人的新闻媒体则在高喊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革命的迹象，并没有发生夺取工厂、建立工人委员会之类的事件，或者，换言之，即使发生了，也“不具有任何政治上的意义”。……一些外国反法西斯报纸甚至附和这类可怜巴巴的谎言，佯称教堂只是在被法西斯占为堡垒时才会受到攻击。事实上，各类的教堂遭受破坏乃是势在必然，因为这很容易被理解，西班牙教堂是资本家社交频繁的场所之一。在西班牙的六个月中，我只见到过两座未受破坏的教堂，除了马德里的一两座新教教堂外，其他教堂直到1937年7月才被允许重新开放和举行仪式。
但这毕竟只是革命的开始，而不是结束。即使当工人们有能力这么做时，他们也不会推翻或完全代替政府。他们显然不能这样做，因为佛朗哥尚在门前叫战，相当一部分中间阶层还依附在他们那边。国家处于转型状态，要么向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要么回到往常的资本主义共和国时期。农民们掌握了大部分土地，而且除非佛朗哥获胜，不然他们可能会保住这些土地；所有大企业都归集体所有，但这些企业是否仍会归为集体还是重新引进资本主义，最终还要看哪一方掌权。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都可以明确声称字代表工人阶级。中央政府由左翼社会主义者卡巴列罗领导，包括代表劳工总会（社会主义工人联合会）和全国劳工联盟（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工团主义联盟）的部长。加泰罗尼亚自治政府主要由工会代表组成，实际上一度被反法西斯防务委员会取代。后来，防务委员会解散，自治政府重组，以便代表工会和各种左翼政党。但随后政府的每次改组都是向右翼方向发展。首先是马统工党被清除出自治政府，六个月后卡巴列罗被右翼社会主义者罗格林取代，不久全国劳工联盟被挤出政府，然后是劳工总会，接着是全国劳工联盟被自治政府推出门外，最后，即战争和革命爆发一年以后，政府完全由右翼社会主义者、自由派人士和共产党人组成。
在1936年10到11月左右，苏联开始向西班牙政府提供武器，权力从无政府主义者手中转到共产党人手中。西班牙工人党为了得到苏联的武器，全面执行斯大林第三国际的路线。
而当时的马统工党并没有明确的革命路线，后人评价其为“机会主义”。它并没有坚持武装工农革命建立苏维埃的原则，而是和无政府主义者等一同加入了人民阵线政府，但总得来说，它相比共产党是更加革命的。
“防止革命，否则你就得不到武器。”苏联不希望西班牙发生革命。西班牙共产党推动第三国际的命令，先是反对马统工党，后来反对无政府主义者和卡巴列罗派的社会主义者，直至全面推行反对革命的政策。
对于西班牙共产党来说，其一，他们对苏联提供武器感激不尽，而且共产党事实上看起来能够赢得战争胜利，特别是在国际纵队到达之后更是如此，这些都极大地提高了共产党的声望；其二，苏联提供的武器源源而至，共产党及其盟党却甚少将其交给他们的政治对手；其三，共产党人所宣称的非革命政策，能够吸引所有那些深受极端主义者恐吓的人。例如，可以轻易地团结富裕农民反对无政府主义者的集体化政策。其党员人数迅速增长，主要是店主、官员、军官、富裕农民等中产阶层中快速发展。
而面对共产党的反对革命的政策，在一种无须过多解释的观点影响之下，工人总是被迫就范：“如果你不这样做或那样做，我们将输掉战争。”当然，革命派政党最不希望见到的就是战争的失败：如果战争失败，那么所谓民主和革命、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都将变成毫无意义的词语。无政府主义者是唯一举足轻重的革命派别，却被迫一步一步地后退。
最后，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工会建立的工人民兵渐渐被解散，并被改编到新建的人民军中去，成为半资产阶级阵线一支“非政治化”的军队，这支军队有不同的工资级别、不同的军阶等。在特定的情况下，这实际上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步骤。不过这在加泰罗尼亚要比其他地方发生得晚，因为那里的革命团体最为强大。显然，工人想要确保他们的胜利，唯一的办法是保持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通常，解散民兵是以提高军事效率的名义来进行的，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否认需要进行全面的军事改组。其实，民兵组织完全可以在工会的直接控制之下进行改编，并提高他们的效率。实行这种变革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不让无政府主义者继续拥有自己的军队。况且，民兵组织中的民主精神极易使之成为革命思想的温床。共产党人非常清楚这一点，猛烈抨击和坚决反对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坚持的所有人同等待遇的原则。当时出现的全面“资产阶级化”的运动，就是为了故意破坏革命初期的平均主义精神。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以至于在几个月内多次到过西班牙的人，都说他们所到的几乎不像是同一个国家。它已从一个至少在外表上显而易见的工人国家，变成了一个贫富差别鲜明的资产阶级共和国。1937年秋，“社会主义者”罗格林公开宣称“我们尊重私有财产”。战争初期被认为是同情法西斯而逃到国外的议员门现在又重新回到了西班牙。
而根据马统工党的主张：
谈论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反对法西斯主义只是一句空话。资产阶级‘民主’只是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亦然。以‘民主’的名义反对法西斯主义就是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反对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前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都很容易转化成后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唯一真正能替代法西斯主义的是由工人阶级进行统治。如果你不以此为目标，要么是把胜利拱手送给佛朗哥，要么最多是从后门领进来法西斯主义。与此同时，工人必须牢牢掌握自己获得的每一个胜利。如果他们把任何东西交给半资产阶级政府，那么他们就上当受骗了。工人民兵和警察必须以现有形式保存下来，他们必须抵制任何‘资产阶级化’的行动。如果工人阶级不控制武装力量，武装力量就会控制工人阶级。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开来。
在当今开来，马统工党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法西斯主义是资产阶级维持统治的最终手段。资产阶级民主在遇到危机的时候很容易转化为法西斯。只有动用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与方法，才能战胜资产阶级反动派，真正地消灭法西斯。所以说，斯大林只想要“民主革命”，不要“无产阶级革命”实在是痴心妄想。然而马统工党只是一个小党，而且在行动上并没有坚持贯彻这一主张，它没有共和军内部开展革命工作，在政治上亲近人民阵线。至于斯大林的第三国际为什么要极力避免西班牙的无产阶级革命呢？
共产国际的所有政策均从属于保卫苏联（考虑到当时的世界形势，这是可以理解的），这就需要建立相应的军事联盟体系。特别是苏联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法国结盟。这种结盟其实对苏联于事无补，除非法国资本主义强大，所以法国共产党的政策是反对革命的。因此，这不仅意味着法国共产党如今要在三色旗下唱着马赛曲前进，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必须终止在法国殖民地进行的所有卓有成效的宣传。法共总书记多列士曾经宣布法国工人决不受骗去与德国的同志进行斗争，然而没过三年时间，他就变成了法国最高调的爱国主义者之一。任何国家共产党人的行为，均与该国的对苏军事关系息息相关。例如，在英国这种关系还不明确，英国共产党仍然对国民政府持有敌意，公开反对重新武装。然而，如果英国与苏联结盟或者建立军事上的互信关系，英国共产党人就会像法国共产党人一样别无选择，只得成为虔诚的爱国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这种迹象早已存在。苏联的盟友法国将坚决反对邻国进行革命，将竭尽全力防止西班牙属国摩洛哥的解放，西班牙共产党人“阵线”毫无疑问会受到这一事实的影响。
所以，斯大林为了苏联的政权，为了自身及其官僚集团的统治地位，为了眼前的利益，出卖了英国、法国、西班牙的无产阶级。
所以，共产党另有一套说辞：
现阶段的首要任务是赢得战争，除了胜利，战争中的一切都毫无意义。因此现在不是谈论推进革命的时刻。我们不能通过集体化来脱离农民，我们不能吓跑正在为我们进行战斗的中间阶层。为了提高效率，我们必须制止革命的混乱。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来取代地方委员会，我们必须拥有训练有素、全副武装、指挥统一的军队。执迷于工人的部分掌权和对革命词句鹦鹉学舌将未受其益，反受其害，这将不仅会阻碍革命的发展，而且会出现反革命，因为它会产生分裂，这将是法西斯主义者用来对付我们的办法。现阶段我们不是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而进行斗争，我们是为实现议会民主而进行斗争。谁如果想把内战变成社会主义革命，谁就是让法西斯主义得益，实际上就是叛徒，哪怕不是有意为之。
另外一股势力就是前面提到过的无政府主义者。虽然称之为无政府主义，但不能这样简单加以界定，因为它包含了很多不同的观点。
全国劳工联盟是通过各种联合形式组成的一个大集团，越有两百万成员，有自己的政治组织F.A.I.，它实际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组织。但即使是是F.A.I.的成员，虽然总是和大多数西班牙人一样带有些微的无政府主义哲学色彩，也并非必然就是纯粹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 特别是从战争爆发以来，他们更多的是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因为环境迫使他们参加中央政府，甚至背离了他们参加政府时主张的一些原则。不过，他们与共产党人有着天壤之别。就像马统工党一样，他们的目标是工人阶级掌握政权，而不是实行议会民主。他们接受马统工党的“战争和革命不可分离”的口号，虽然他们对此并不那么教条。
无政府主义的主要观点有：
无政府主义者反对大多数所谓的革命，虽然他们的原则很模糊，但他们真真切切地痛恨特权和不公正。从哲学上来看，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截然相反。实际上，在社会形式的目标方面，这种差别主要是各自强调的重点不同，但完全无法调和。共产党人总是强调中央集权和效率，无政府主义者则强调自由和平等。无政府主义在西班牙根深蒂固，在苏联的影响减弱时，可能超过了共产主义。在战争的最初两个月，正是无政府主义者而不是其他任何人力挽狂澜。尽管既无组织也无纪律，无政府主义的民兵却仍以西班牙本土部队最佳战士的名声而著称。
然而无政府主义是注定会失败的。“我们不是不能夺取政权，而是不愿这么做，因为我们反对任何形式的专政”，这种自我辩解，包含着对无政府主义——作为一种彻底的不革命学说——的斩钉截铁的谴责。拒绝夺取政权，就等于主动把政权交还给剥削者。古往今来的历次革命，其实质都是让新的阶级掌握政权，使其落实自己的纲领。发动战争却又拒绝胜利，领导群众起义却又拒绝夺取政权，这都是行不通的。
奥威尔起初赞同共产党人具有明确的行动方针，他们吸引中间阶层获得权力，迅速发展党员，苏联提供的武器和主要由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部队在马德里的顽强守卫，使共产党人成为西班牙的英雄。而马统工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和短视政策是糟糕的，并不会有什么结果。
然而到了后期，共产党开始宣称马统工党故意分裂政府力量，只不过是一帮伪装的法西斯主义者，他们受到佛朗哥和希特勒支持，他们的假革命政策只是支援法西斯事业的一种方式。这就等于说，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包括八千或一万个在前线战壕里饱尝艰辛的战士，数以百计的来到西班牙抗击法西斯主义并不惜为此牺牲生命和国籍的外国人，都只是支持敌人的叛徒。
这就是他们对我们的抨击：我们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叛徒、谋杀犯、胆小鬼、间谍等等。我承认这令人不快，特别是想到某些人故意捏造了这些罪名。看到一个十五六岁的西班牙男孩被用担架从前线抬下来，从包裹着的毯子中露出惨白的脸，再想到伦敦和巴黎那些圆滑世故的人正在写小册子证明这个男孩是一个伪装的法西斯分子，这实在令人感到不是滋味。战争的最恐怖的特征之一，就是煽动战争的那些宣传、叫嚣、谎言和仇恨，全都出自从来不上前线作战的那些人之口。我在前线认识的加联社党民兵，我从国际纵队那里认识的观测的人，他们从没认为我是托洛茨基主义者或叛徒，只有远在后方的新闻记者才会对许多事情信口雌黄、妄加评论。那些人写小册子反对我们，以及在报纸上辱骂我们的人，远离枪林弹雨、泥泞沼泽的战场何止数百英里，大多悠闲自在地待在家中，最多也就是来到巴伦西亚的报馆里侃大山。除了党派之间的长期斗争和诽谤外，所有常习的战争材料、英雄故事和敌意的污蔑——一如既往，差不多都是那些从不参加战斗，或战斗一旦打响就狂逃百里的人编造完成的。这场战争最阴暗的影响之一，就是让我认识到左翼新闻媒体在每一个方向都和右翼的一样弄虚作假、虚伪透顶。我真切地感受到，在我们这一边，即政府这一边，这场战争完全不同于普通的帝国主义战争，但战争的宣传却让你永远无法弄清其本质。战争刚一开始，左翼和右翼的报纸就仿佛同时跳入同一个相互辱骂的污水坑之中。我们都记得，《每日邮报》的海报说“左派虐待修女”，而《每日工人报》说佛朗哥的外国军团是由杀人犯、白奴贩子、瘾君子、欧洲各国的人渣组成。直到1937年10月，《新政治家》还说法西斯分子用活蹦乱跳的儿童筑成路障（这样的路障材料可真不是随手可取的），阿瑟·布赖恩特先生宣称，在忠诚的西班牙人中，要“锯掉一名保守商人的腿”是“一件平常事”。写这种文字的人从不参加战斗，可能他们以为写作已经足以替代战斗。在所有的战争中都是如此，战士打仗，记者叫唤；除了短暂的宣传旅行外，自诩真正的爱国者从不在前线的战壕里停留。想到飞机正在改变战争的局面，这倒有时让我感到快慰无比。在下一次大战来临时，我们也许可以看到史无前例的景象：一名弹片穿身的沙文主义者。
共产党人和自由派人士尽管反对革命向前发展，却无力把革命拉回来——或许他们就根本没想把革命拉回来。
在这期间我一直待在前线，前线的社会政治气氛没有发生变化。在我一月处理开巴塞罗那到前线、直到四月底离开前线这段时间里——实际上也许持续到更晚一些时候——阿拉贡一带都是由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控制的，这种局面一直持续下来，至少表面上是这样的。革命氛围一如我最初了解的那样。将军和士兵、农民和民兵仍然平等相待，每个人都拿同样的薪金，穿同样的衣服，吃同样的食物，称别人为“你”和“同志”，没有老板，没有仆人，没有乞丐，没有妓女，没有律师，没有神职人员，没有卑躬屈膝，没有脱帽致敬。我呼吸着平等的空气，我甚至简单地以为西班牙各地都是如此。我没有意识到，其实我只是碰巧置身于西班牙工人阶级最革命的队伍里。
奥威尔虽然在最开始接受了共产党的观点“不赢得战争，我们就不能谈论革命”，但后来他渐渐认为马统工党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必须前进，否则我们就会后退。”
“战争第一，革命其次”是一个再三出现的口号，普通的加联社党民兵虔诚地相信这一口号。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打赢战争之后革命会继续下去。其次，这个口号只是一句空话。共产党人努力争取的不是把西班牙革命推延到更适宜的时候，而是确保它永不发生。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权力越来越远离工人阶级的控制，随着越来越多各阶层革命人士被投进监狱，事情也就变得越来越明显。每一项变动都是以军事需要为名来进行的，因为这个借口是现成的，而结果总是把工人从有利位置上赶走，等战争结束的时候，他们才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办法抵制重新引入资本主义制度。
而且，将战争仅限于战争而不是推向革命，也为战争带来了不利的条件：
一旦战争被狭义地理解为“争取民主的战争”，那就难以吸引国外工人阶级的大规模支援。如果直面这一个事实，我们就必须承认世界各地的工人阶级对西班牙战争认识不一。尽管已有数万人奔赴西班牙加入战斗，但在他们的身后更有千百万人无动于衷。在西班牙战争爆发的第一年，据说英国公众为各种“援助西班牙”的基金捐款共二十五万英镑，其中近一半在一周内就被用于制作各种宣传海报。罢工和联合抵制等产业行动是民主国家工人阶级声援自己的西班牙同志的切实可行的行动方式。但这样的事情从来就没有发生过。各地工党和共产党领袖都声称这是不可思议的，毫无疑问，只要他们仍在高叫“红色”的西班牙并不是“红色的”，他们就是正确的。自从1914到1918年“争取民主的战争”以来就存在着一种用心险恶的声音。多年之后，这些共产党人还在劝导好战的工人：“民主”是资本主义的雅称。先说“民主是个骗局”，然后再说“为民主而战”，这并不是一种好的策略。由于得到大名鼎鼎的苏联的支持，他们向全世界的工人呼吁支持“西班牙革命”而不是“西班牙民主”，很难相信他们不会获得反应。
到1937年夏天，佛朗哥控制的人口超过了政府，如果把殖民地计算在内的话更是远远超过政府，他控制的军队也和政府掌握的军队大致相当。众所周知，只要后方存在敌对的民众，就不得不派出相当数量的部队去驻守战略交通要道、镇压各种阴谋破坏活动等，这样就不可能向战场派遣更多的军队。然而，在佛朗哥的后方，显然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在佛朗哥控制的地区，无论城镇的工人，还是贫穷的农民，人们都会真的喜欢或者需要佛朗哥。事实上，伴随着每一次向右翼靠拢，政府具有的优势也变得越来越不明显。摩洛哥的例子就能说明一切。为什么摩洛哥没有发生起义？佛朗哥正在企图建立声名狼藉的独裁制度，而摩洛哥人宁可接受佛朗哥的统治，也不愿接受人民阵线政府！最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没有人在摩洛哥发动起义，因为这样做就意味着把革命置于战争之上。当然，为了让摩洛哥人相信政府这边的诚意，最重要的还是让他们真正获得解放。
战线上依然平静无事，奥威尔形容道：“这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只是一场血腥的哑剧”。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危险，法西斯分子经常以发射流弹作为娱乐活动，奥威尔阵地上经常有人被炸伤。这些炮弹质量不是很好，炸出来的弹坑只有六英尺宽四英尺深，而且每四发炮弹中至少有一发是不会爆炸的哑弹。
人们经常能够听到关于有人在法西斯分子兵工厂进行破坏的传奇故事，据说在那些哑弹中，填装的不是炸药，而是碎纸片，纸上写着“红色阵线”。可我一次也没有见到过。实际上，这些炮弹已经陈旧得无话可说了。有人曾经捡到一只铜质炮弹引信，那上面标刻的竟是“1917”字样。法西斯分子装备的火炮在质量和口径上与我们的完全相同。那些没有爆炸的炮弹，双方都会稍加修理然后再发射回去。据说，有一发炮弹还得了个“旅行家”的绰号，它每天都在双方阵地上空来回旅行，而且从不爆炸。
在夜间，民兵会偷偷靠近法西斯的营地获取敌情。阵地附近有大片的无人区，双方时常需要外出搜索粮食，有大量过了成熟期还未收割的粮食：
未修剪的葡萄藤在地面上胡乱攀爬，秸杆上的玉米棒变得像石头一样僵硬，饲料和糖用甜菜都因逾期不收而变成木头般的硬疙瘩。不难想象，农民们该会如何诅咒交战双方的军队啊！
除了缺少粮食、缺少日用品，战场上的卫生条件更是不容乐观，所有人都生了虱子。
快到三月底的时候，我的手部感染了毒，必须手术治疗并缠上绷带。我需要立即住院，但又无须小题大做把我送去谢塔莫的医院，所以我就被留在蒙佛洛莱特的医院里，这家所谓医院其实只是前线伤病处理站。我在那里待了十天，部分时间躺在病床上。实习医生实际上偷走了我的所有稍微值点钱的东西，其中包括照相机和所有照片。在前线，每个人都会干出这种事情，这是物资极度匮乏所造成的必然结果，而医院里的这种情形又最糟糕。稍后，在巴塞罗那的医院里，有一位前来参加国际纵队的美国人——他所乘坐的船只被意大利潜水艇发射的鱼雷击中——告诉我，在抢救上岸的过程中，他被折腾得伤上加伤，而在把他抬进救护车时，担架员还顺便偷走了他的手表。
奥威尔对这种偷东西的行为耿耿于怀，不过他还是很怀念这段养病的日子。
春天到了，农民开始春耕。虽然战争影响了农民的生活，但他们对我们这些革命者还是友善相待的。
西班牙农业革命的实际情形被重重包裹着，这种不清不楚的状况是非常典型的。我甚至无法确定，这里的土地究竟是集体化了的，还是农民们只是相互简单地划分了一下。我想，从理论上说应该是集体化了的，因为这是马统工党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地盘。不管怎么样，反正原先的土地所有者逃跑了，土地正在被耕种，人们看起来像是满意的。我一直因农民对我们表现友善而感到吃惊。在那些年纪较大的农民看来，战争肯定毫无意义，十分明显，战争不仅造成各种物资奇缺，而且给人们的生活蒙上了凄惨的阴影；即使在情况最好的时候，农民们也非常讨厌大兵住在自己的家中。但不管我们在其他方面让他们多么难以忍受，而且我们也确实是站在他们和他们土地的昔日所有者的中间立场上，可是他们对我们总是友善相待的。……村里的姑娘们都极为活泼可爱，她们长着煤炭般乌黑发亮的头发，走起路来步伐强健有力，待人接物的态度非常直接坦率，这也许是革命的一种副产品。
男人们身穿粗糙的蓝衬衫和黑灯心绒马裤，头上戴着宽沿草帽，紧紧地跟在有节奏地煽动着耳朵的骡子后面，在田间辛勤地耕作。他们所使用的犁非常差劲，只能搅动泥土，却不能犁出我们称之为犁沟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农具都原始落后得令人遗憾，各种农具都是根据其金属材料的价钱来加以管理的。比如，一张用坏了的犁铧，他们会加以修补，以后还会补了再补，直到犁铧上尽是大大小小的铁补丁实在无法再补为止。耙子和干草叉都是用树木的枝条加工制作的。在这些没穿过靴子的人们中间，根本不知道铁锨为何物。他们使用一种笨拙的锄头来刨地，与印度人所使用的工具差不多。有一种耙能把人直接带回石器时代。这种耙子是用好多块木板连接在一起的，大小和一张餐桌差不多；其中每块木板上都凿了数百个洞，每个洞里都塞进了一块坚硬的石块，这些石块均被敲打成形，与人类在一万年前沿习制作的模样毫无二致。我记得，在非交战区一个废弃棚屋里首次碰上这种东西的时候，我实在惊骇不已。我不得不用了很多时间来苦思冥想，最后总算弄明白这是一种碎土用的耙。想一想制作这么一件工具所需的工作量，我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是贫困迫使人们用坚硬的石头来代替钢铁的。从此以后，我开始以一种更为宽容的态度来对待工业主义者了。不过，村里也有两台新式的农用拖拉机，毫无疑问，这一定是从某个大地主那里没收来的。
离村子约一公里的地方有一块墓地，墓碑上几乎全无宗教碑铭，尽管立碑日期都在革命之前。这说明这一带的西班牙人并不对宗教有信仰，毫无疑问，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教会就已经崩溃和瓦解到了一种不可思议的程度。
当晚实施对法西斯分子防御工事的攻击。
午夜刚过不久，本杰明就带着我们这十五个人前往托尔费边。从傍晚起大雨一直下个不停。沟渠里的水漫溢出来，当你滑入沟渠时，河水会没过你的腰部。在漆黑一片的农庄庭院中，大雨铺天盖地倾盆而下，隐约可见那些先期到达的待命人群。柯普对我们发表演讲，先用西班牙语，然后用英语，详细地解释了行动计划。法西斯分子的战线在这里转了一个L形的弯，而我们要进攻的堡垒就在L形弯角突出部位的高坡上。参加我们这一行动的共30人，其中一半是英国人，一半是西班牙人，由豪尔赫·罗加指挥。豪尔赫是我们营（民兵中的每个营大约四百个人）的指挥官。他和本杰明准备爬过去，切断法西斯分子的铁丝网。届时，以豪尔赫投出的第一颗手榴弹作为发起攻击的信号，其他人紧跟着投出手榴弹，将法西斯分子从堡垒工事中赶出，在敌人可能重新集结之前占领堡垒。与此同时，负责攻击另一个法西斯分子阵地——距这里大约200码——的70名突击部队在得手以后，将会通过一条交通壕过来与我们会合。为了防止我们自己人在黑暗中相互误击，必须戴上白色臂章作为标记。就在此时，有人前来报告说，在这里找不到做白色臂章的材料。黑暗中有个人以感伤的腔调调侃说：“难道我们不能变化一下，让法西斯分子戴白色臂章吗？”
最终，民兵一时控制了堡垒，他们急需获取枪支弹药。他们并没有找到他们需要的枪支，但是意外发现了一架大型望远镜，也正是他们急需的。
法西斯部队渐渐开始包围他们。
现在，法西斯分子调来了一挺机关枪。你能看到它在100或200码外喷出的爆竹般的火焰；子弹带着一种凄厉无情的啸叫声飞越我们头顶上空。不久，我们便搬来了足够的沙袋，构筑了一个低矮的临时掩体，我们这一侧的几个人可以凭借掩体卧倒射击了。我蹲在他们的后面。一枚迫击炮弹旋转飞过，落在军事无人地带的某个地方爆炸了。这是又一个威胁，但对方仍得花上一些时间才能确定我们的位置。现在我们已经不用再与那些令人不快的沙袋摔交了，这在某种程度上也算是个不坏的乐事；噪音、黑暗、逼近的闪光，我方人员正在对着闪光处还击。你甚至还有时间思考一点什么。记得当时我曾在怀疑自己是否害怕，后来认定我并不害怕。在攻击敌人堡垒之前，我所面临的危险比现在要小得多，却感到非常紧张害怕。突然，有人叫喊法西斯分子正在缩小对我们的包围。这是勿庸置疑的，因为来复枪的闪光越来越近了。我看到有一道闪光距离我们已经不到20码。他们显然是沿着那条交通壕进攻过来的；不到20码，正是他们可以从容投弹的距离，而我们八九个人聚集在一起，只要有一枚落点恰当的手榴弹就会把我们炸成碎片。鲍勃·斯迈利面部受了轻伤，鲜血从伤口中流出，仍站起身来投出了一枚手榴弹。我们赶紧伏下身体，等待爆炸。手榴弹在空中飞行时，导火索发出了嘶嘶声，但这枚手榴弹没有爆炸（这种手榴弹至少有1/4是哑弹）。我现在只有几颗法西斯分子的手榴弹了，而且不能确定这些手榴弹能否起作用。我大声询问其他人，是不是能够给我一枚手榴弹。道格拉斯在自己的弹药袋中摸了一下，给我递过来一枚。我把这枚手榴弹投了出去，然后趴下身体。这是最幸运的一次，通常一年才会发生一次，我成功地把手榴弹恰好投在那些正在开火的来复枪那里。最初是传来爆炸的轰鸣声，紧接着便传来了一声恶魔般的尖叫和呻吟声。不管怎么样，我的确炸倒了一个敌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被炸死了，但至少是受了重伤。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在听到他的惨叫声时，我心中产生了一阵隐约的悲哀。与此同时，在来复枪闪光的映照下，我看到了或者说我认为我看到了那枪光不远处的一个身影。我立即举起来复枪并开枪射击。又有一声惨叫传来，但我认为这还是那枚手榴弹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又投出了数枚手榴弹。我们看到的来复枪的再次闪光已经离我们更远了，100码或更多。看来我们已经把敌人打退了，至少暂时如此。
这时前方传来了撤退的声音，他们被迫扔下了望远镜，撤回了自己的阵地。
奥威尔开始回忆他在前线数月在思想意识上的变化。
我们继续进行休整，我在前线已经渡过了115天。当时，我感到这段时间对我来说也许是我一生中最无所作为的日子。我之所以参加民兵为的是抗击法西斯主义，可我至今几乎没有参加过战斗，只是有如物品那样被动存在，除了忍受寒冷和缺乏睡眠外，碌碌无为，甚至有点对不起发给我的给养。这兴许也就是多数战争中多数军人的命运吧。不过，现在我能正确地看待这一时期，对此全不后悔。的确，我本希望我能更好地为西班牙政府做点事，但从个人的观点来看——从我自己发展着的观点来看，我在前线度过的那最初的三四个月，并不像当时自己认为的那样碌碌无为。这段时间教会了我以任何方式都不可能学到的东西。
至为重要的一点是，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一直感到很孤独，因为在前线，人人都几乎与外面的世界完全隔绝。我甚至连巴塞罗那在发生些什么事，也只有模糊不清的概念——那里有大概但不太准确地被描述为革命者的人。这是民兵体制造成的结果。在阿拉贡前线，这种体制直到1937年6月前后才从根本上得到改变。工人民兵，只有通过工会而且是由政治观点相近的人组成的工会的推举，才有权进入这个国家中最具革命情绪的地方。我来到这个西欧所有社会中唯一的一个在政治意识和对资本主义的怀疑比其对立面更正规的地方，这或多或少是偶然的。在阿拉贡这个地方，数万人中才只有一个人能够来到这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虽然并不都是工人阶级出身，但他们都是生活在同等水平线上并按平等的原则走到一起来的人。大家在理论上完全平等，甚至实际上的平等与理论上的平等也差不离。（我有一种感觉——这里人们预先品尝到了社会主义的滋味，我想说的是，在这里占主导地位的精神氛围就是社会主义的。）许多文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行为——势利、压榨钱财、惧怕老板等等都已不复存在。森严的社会阶级差别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消失，这在充满铜臭和腐败空气的英国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儿只有农民和我们自己，而且也没有任何人想要别人来做他的主宰。当然，这样的事态不会长久持续下去。它只是暂时的、只是全球大搏杀的一个局部过程。但是，这里所发生的一切，毕竟对曾经亲身经历过的人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无论那时的咒骂声有多少，但事后人们却总是发现自己确实与某种奇怪的、有价值的东西有所联系。人们全都相处在同样的集体中，在那里，满怀希望要比冷漠或玩世不恭更正常；在那里，“同志”一词代表着友谊，不像在许多国家里那样代表着欺骗。人人都呼吸到了平等的空气。我非常清楚地了解时下正在流行的否定社会主义与平等有任何关系的滥调。在世界各国，都有许多政治党派重金雇佣一大批帮闲文人和圆滑世故的教授，正在忙于“证明”社会主义充其量不过是抓住尚未为人把握的机遇而设计出来的国家资本主义。但幸运的是，也有与此截然不同的社会主义观点存在。真正吸引着普通人投身社会主义，并使他们愿意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神秘感”而甘冒生命危险的，正是平等这个理念。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社会主义意味着它是一个无阶级制度的社会，否则什么也不是。当然，正是因为如此，我在这儿——在民兵部队的那几个月，对我很重要。只要他们存在下去，西班牙民兵部队就是一个无阶级社会的缩影。在那个集体中，没有人热衷于追名逐利，虽然每样东西都短缺，但没有特权和巴结，人人都能粗略地尝到可能像社会主义起始阶段那样的滋味。最终，这不仅没有使我对社会主义的幻想破灭，反而深深地吸引了我。结果倒是让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看到一个比此前出现的更加现实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这部分也是由于我有幸成为了西班牙人的一分子。凭着西班牙人与生俱来的高雅和无时不在的无政府主义色彩，如果把握好机会，他们一定能创造出相当不错的社会主义初始阶段来。
当然，那时候我几乎连自己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思想意识在发生某些变化。像身边的每个人一样，我主要是感到烦闷、酷热、寒冷、肮脏、虱子多、东西匮乏，以及时而出现的危险。那时的情形与我现在完全不同。当时看起来全然无所作为和风平浪静的时期，现在队伍来说却十分重要。那段日子和我的余生有着天壤之别，甚至具备魔力般的特征，通常，这纯属岁月的记忆。它发生的时候是残忍的，我用脑子去浏览，对其进行更好的补充。我真希望我能向你们充分表述那时的气氛。我以为我已经这么做了，这在本书前些章里已经多少有所提及。它和冬天的寒冷、褴褛的民兵制服、西班牙人椭圆的来年、机关枪发出的摩尔斯发报机似的的哒哒声、小便和腐烂食物的气味、狼吞虎咽锡罐中的带铁皮味的豆子，统统刻在我的脑海中。
奥威尔离开了前线回到巴塞罗那，可是当他再次踏入这个地方时，他仿佛不认识这个地方了，感到格格不入和浓浓敌意，产生突然到了巴黎或伦敦的那种感觉。
战争期间，每一个在相隔几个月两次来到巴塞罗那的人，都毫无例外地觉察到了这里发生的巨大变化。令人惊诧的是，不管他们是先在八月、后在一月去的，还是和我一样先在十二月、后在四月去的，大家反复议论的就是一件事：那里的革命气氛已经消失。无疑，对于任何在八月去过那里的人来说，到了街道上的血还未干掉、民兵驻进小旅馆的十二月，巴塞罗那已经变得好象是资产阶级的了，但是，对于我这样刚从英国来的人来说，它却比我事先能够想象得到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座工人的城市。现在，高潮已经退去。巴塞罗那再次成为普通的城市，一座因战争而多少有些凋敝和破败的城市，不再有工人阶级占优势的明显迹象。
这里人们的变化是令人吃惊的。民兵制服和蓝色工作服已经不见了，差不多人人都穿着西班牙裁缝精心缝制的时髦夏装。大腹便便的男人、时髦的女人、豪华轿车，比比皆是。（看起来，还没有私家车，不过，任何人，不论是“什么人”，好象谁都买得起。）新的人民军——一支在我离开巴塞罗那尚不存在的部队——军官们成群结队地走动，数量多得惊人。人民军以一比十的官兵比例配备军官。军官中有一部分人曾在民兵中服过役，基本上都是以军事骨干名义从前线抽调来的，但是，大多数则是进过军校、而不愿参加民兵的年轻人。人民军的官兵关系确实与资产阶级军队的不同，但仍有明显的社会差别，薪金和制服的不同就足以表明这一点。士兵穿的是一种粗糙的褐色紧身军服；军官则穿着全套精致、收腰的卡其布制服，像英国军队中的军官制服，当然仅仅是有那么点像而已。我懒得去猜想他们二十人中有没有一个以上的人真正地参加过战斗，可他们的皮带上全都挂着自动手枪；我们在前线时，如果不是特别嗜好或花上一笔钱，就不能得到手枪。我发现，我们在街道上行走时，人们总是在注视着我们脏兮兮的样子。当然，如同所有在前线待了好几个月的士兵一样，我们的模样的确十分可怕。我意识到自己看起来像个稻草人。我的皮夹克破破烂烂，织针的军帽早就变了形，而且常常滑下来遮住眼睛，我的长靴除了开裂的鞋帮几乎什么都不剩了。我们中间的所有人，多数都是这副尊容，再加上我们浑身污垢、满面胡须，也就难怪人们总是投来惊诧的目光了。但是，真正容纳感我感到惊讶的，还是此后三个月里接连发生的许多怪事。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通过大量的迹象，我发现我最初的印象没有错。这座城市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有两个突出的变化决定和影响了其他事情的发生。一是人们——全体居民——对革命战争的兴趣已经丧失大半；二是社会重新回归贫穷和富有，上层和下层。
人民逐渐开始对战争漠不关心，工人阶级失去了对主动权的控制。共和政府展开了一场反对政党民兵、支持人民军的系统宣传。
另外，社会风气也回到了革命前的样子。
在第一次来到巴塞罗那时，我认为这里是一个几乎没有阶级差别和贫富差别的城市。当时的情景看上去就是这样的。“时髦的”衣服是反常的东西，没有人阿谀奉承或索要小费，服务员、卖花女和擦鞋匠直视你的眼睛，叫你“同志”。我根本没有看出这是期待和虚伪的一种表现。无产阶级意识到革命已经开始，但成果从未得以巩固。可资产阶级恐慌了，他们不失时机地将自己乔装成工人。在革命的头几个月里，他们中肯定有很多很多的人，心术不正地穿上工作服，高呼革命口号，并以这种方式安全地逃过一劫。现在，一切重又恢复常态。漂亮的宾馆、饭店里，坐满了大吃大喝、一掷千金的有钱人。而对于工人阶级来说，工薪没有任何提高，食品价格却扶摇直上。除了价格高昂，各种商品经常短缺。当然，遭受痛苦的是穷人，而不是有钱人。富人可以毫不费力从宾馆、饭店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任何东西，但在工人阶级居住区，要购买面包、橄榄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则必须排上几百码的长队。先前，我为巴塞罗那没有乞丐感到吃惊，现在却随处可见。在拉姆拉斯的熟食店门外，一群群光着脚的孩子，正在焦急地等待着从店里出来的人，准备冲上去要点吃的。“革命的”称谓方式已被抛弃。如今，陌生人很少称呼你为tú和同志，通常是先生和usted。Buenos días在开始代替salud。服务生又穿上上浆的衬衫，巡视员用最娴熟的方式阿谀奉承顾客。我和妻子走进拉姆拉斯的店里买袜子。店员先鞠了个躬，接着又搓搓双手，如今这些礼遇性的动作连英国人自己在二三十年前都不用了，而他们却固守成习。收小费的习俗也在暗地里流行起来。工人巡逻队已被强令解散，战前的警察重新回到街道上来。结果，原本被工人巡逻队关闭了的卡巴莱之类的酒吧、歌舞厅和高级妓院，纷纷重新开张。……走私是为了富人的利益，因而得到多方庇护纵容。只要你有足够的钱，没有买不到的东西，要多少有多少；只有面包供应的定量较为严格，可能属于例外。如此悬殊的贫富差别，在几个月以前是难以想象的。那时，无产阶级仍在或好象在控制着局势。但是，若把所有的责任完全归结于政权的转移，那也是不公平的。造成这种结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巴塞罗那这个地方，除了偶尔的空袭外，战争并未真正威胁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凡是到过马德里的人都认为，那儿的情形可不是这么回事。在马德里，面临的共同危险使所有人都产生了某种同志般的友情。一个肥胖的男子在大吃烤鹌鹑，而孩子们却站在一边乞讨面包，那是令人厌恶的。在枪炮声大作的时候，你不可能见到这样的情形。
奥威尔一直想买一把左轮手枪，因为手枪比来复枪更方便，在战场上能够更加施展得开。然而：
政府只把手枪发给警察和人民军，根本不发给民兵，你只有找无政府主义者，从他们的秘密仓库中非法购买。经过一番紧张忙碌和许多恼人的周折以后，一位无政府主义者朋友给我弄到了一支26毫米口径的小型手枪；这是一件破烂货，连五码以外的地方都打不到，不过有总比没有要好。此外，我也在为离开马统工党民兵组织、加入某个确实能够把我派到马德里前线战斗的组织，预作准备。
奥威尔想回到前线，去马德里战斗，这意味着他必须脱离马统工党并加入共产党的国际纵队。
政党的民兵正在逐渐被瓦解，战前的武装警察、国民自卫队等等，已经恢复并得到进一步加强和装备。在许多地方，武装警察对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重要地点发动攻击。
“五·一”节就要到了，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都在筹划参加大游行的事。全国劳工联盟的头头们比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要更为温和，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在致力于同劳工总会实现和解。的确，他们的政策主张是试图把两大联盟合并为一个更大的联盟。全国劳工联盟的想法是应该和劳工总会一起游行并显示他们的团结。但到最后一刻，游行被取消了。非常清楚，游行只会引起暴乱。因此，5月1日这一天平静无事。这的确是一件怪事。巴塞罗那，这个号称革命的城市，也许是唯一一个在那一天没有举行庆祝活动的非法西斯的欧洲城市。但是，我承认，当时我长舒了一口气。那时，人人都希望（英国）独立工党小分队加入马统工党的游行队伍，但也担心出乱子。我唯一担心的是大家有可能被搅和到某一种毫无意义的巷战当中去。行进在红旗飘扬、口号震天的街道上，然后被从街道旁窗口跳出来的某个手持冲锋枪的陌生人打死——这种死法儿可不是我所希望的。
五月事件是西班牙内战中一个极其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西班牙革命的失败和工人农民对战争态度的转变。
5月3日，政府的国民自卫队要夺取被全劳联控制的电话局，被无政府主义者拒绝。巴塞罗那的工人开始自发地在城市中建造街垒，保卫他们最后的革命成果。
天刚破晓，人们就动手在楼下修建了两个街垒，一个建在Comite Local外面，另一个建在猎鹰旅馆外面。巴塞罗那的街道是用方形卵石铺的，用这些石头很容易垒起一堵墙，而且卵石下还有一种适合装沙袋的小圆石。筑起的街垒令人感到既古怪又奇妙，我要是能把它拍下来该有多好啊。当西班牙人决定干任何事情的时候，他们就会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无限激情。成群结队的男人、女人，还有许多很小的孩子，他们撬起和搬运鹅卵石，用不知从哪儿找来的手推车从远处搬运沙子，手推车在装满沙子的麻袋的重压下摇摇晃晃。在Comite Local的门口，一个穿着民兵长裤、裤膝纽扣都拖到脚踝的德国犹太小女孩，正面带笑容地张望。几个小时后，街垒已经砌了一人高，射击口旁站上了士兵，在另一个街垒后面，火堆在燃烧，人们在煎鸡蛋。
奥威尔所在的马统工党要求他们与全劳联保持一致，即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开火。奥威尔在发生冲突的三天中一直在屋顶守卫，他感到十分难耐。
我们已经在嘹望塔布置了守卫。在此后的三天三夜里，除了悄悄去旅馆吃饭时的短暂休息，我一直守卫在波利罗马电影院的屋顶上，我尚未遇到过什么危险。只要不挨饿、不烦闷，我什么都能忍耐，然而，这却是我整个一生中最难耐的一段时间。我认为，很少有能比经历巷战那些不幸的日子更令人厌恶、更令人绝望，或者，结果更令人伤透脑筋的了。
到了5月5日，《团结报》——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开始恳求人们回去上班。马统工党的报纸《战斗报》的办公室，大约和电话局同时遭到袭击，那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遭人民军突然袭击和占领的。但报纸仍在印刷出版，并被从另外一些渠道分发出去。报纸上的文章催促大家尽可能待在街垒里。人们惴惴不安、忧心忡忡，谁都想知道事件究竟将如何了结。
那天傍晚，我们听说西班牙广场有400名国民自卫队员向无政府主义者缴械投降；另一个消息含糊不清，据说在郊区（主要是工人阶级居住区），全国劳工联盟在控制着局势。这就好象是我们获胜了。但就在同一天晚上，柯普派人找我过去，他神情严肃地告诉我，根据刚刚获得的情报，政府即将取缔马统工党，并宣布进入战时状态。这消息让我大为震惊。这是我首次意识到此后一切都将被归咎于它。我隐约预感，战争一旦结束，一切责任就将全部落在马统工党的头上了，它是力量最弱小的政党，因而也是最适合不过的替罪羊。与此同时，我们的部分中立也将宣告结束。如果政府向我们宣战，那么别无选择，只有自卫。而且在行政大楼这儿，我敢肯定驻扎在对面的国民自卫队将会接到攻击我们的命令。我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要先下手。柯普在电话旁等候命令，如果马统工党的确被宣布为非法并加以取缔，那么我们必须马上做好占领摩卡咖啡馆的准备。
此时，奥威尔已经60个小时没有睡觉了，这使他的身体非常难受。第二天下午，似乎进入了一种休战的状态，射击逐渐减少，但很快一阵枪声再次响起。
我带着一种极度厌恶与愤怒的情绪，重新回到屋顶上的岗位，当你正在加入诸如此类事件的时候，我推想，在某种程度上，你是在创造历史，而且按理说你应该感觉到你是个历史人物。但你绝不会这么去想，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实实在在的具体问题总会突出于其他一切的。在整个战争期间中，我从未对远离战场数百英里的记者们想当然地编造出来的形势做过正确“分析”。我迫切关心的主要不是这场悲惨的、两败俱伤的战斗的是与非，而是日夜待在屋顶上的那种难以忍受的不安和厌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饥饿——因为自星期一起，我们没有一个人吃过一顿像样的饭。等这差事一结束，我就立即重返前线，这个念头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里。这让人发狂。我在前线阵地上已经待了105天，回到巴塞罗那原本是为了能够得到点休息和安逸；可到头来不仅没能如此，反而只能在屋顶上苦度时光。对面屋顶上的国民自卫队员们也跟我一样。他们定期向我挥手，让我相信他们是“工人”（意思是希望我不要向他们开枪），但是，如果他们一旦接到开火的命令，肯定会六亲不认的。如果这就是历史，它看起来却一点也不像历史。跟前线一样，这更像是一个艰苦的时期。在前线，由于士兵人数少，我们只得反常地多站数个小时的岗，并非逞英雄，只是必须坚守岗位，尽管令人厌烦、睡眠不足，至于对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那是丝毫也不感兴趣。
最后，战斗以国民自卫队的胜利告终。
最后一个晚上，我继续在屋顶上守卫。第二天，这里的战斗好象结束了。我记得那天——星期五，没有很多的枪战。没有人确知巴伦西亚方面的军队是否已经来了，其实，他们在那天傍晚就已到达了。政府用半是安抚半是威胁的腔调广播，要求每个人都立即回到家中，并说一个小时后如发现任何携带武器的人都将逮捕。人们虽然对政府的广播没有太过在意，但是，各处街垒里的人群却渐渐地散去了。我并不怀疑这主要是缺少食物造成的。你会从冲突双方听到同样的言语：“我们没有多少食物了，我们得回去上班。”而在国民自卫队那里，却是完全另一回事，只要城里还有任何食品，他们就能得到定额供应，继续留在他们的阵地上。到了下午，虽然废弃的街垒仍然原封不动地树立着，但街道上的情形似已恢复正常：拉姆拉斯人头攒动，商店几乎全部开门，最令人们兴奋的是——封锁街区停运已久的电车，开始运行。国民自卫队仍然占据着摩卡咖啡馆，并没有拆除他们的街垒，不过他们中的有些人持枪坐在人行道上的椅子上。我经过时其中一位善意地眨了眨眼，可得到的却是极不友好的撇嘴阴笑。当然，他是认识我的。电话局上空的无政府主义者的旗帜被扯了下拉，只有加泰罗尼亚人的旗帜在飘扬着。这意味着工人们一定是被打败了。我意识到——尽管由于我在政治上的无知，对我应该清楚的私情我还不是很清楚——当政府感到地整个事件的控制更有把握的时候，将会实行报复。但是，当时我对这方面的事情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确信可恶的战斗喧嚣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在重返前线以前多买一些食品，稍稍休息一下，稍稍安静一点了。
第二天，政府以胜利者的姿态进一步控制了加泰罗尼亚，作为共产国际成员的加联社和被苏联裹挟的政府将马统工党打为罪魁祸首——马统工党在法西斯的指使下发动暴乱，倒打一耙。
第二天，突击卫队的士兵到处出现，他们有如征服者半地迈步大街小巷。这无疑是政府在炫耀武力，目的在于吓唬政府自己也明知不会反抗的居民。假如担心发生新的暴动，他们就会待在街垒里，而不会一伙一伙地分散在大街上。人民军是一支我在西班牙看到的最好和最华丽的军队，虽然我在某种意义上假定他们是“敌人”，但我仍禁不住喜欢上他们的外表。但我是用一种惊奇的目光在看着他们来回溜达的。过去，在阿拉贡前线，我见惯了衣衫褴褛、几乎没有装备的民兵，却不知道共和国还拥有一支这样的军队。他们不仅在身材上经过严格挑选，更使我吃惊的是他们的武器。他们全都装备了崭新的“俄式来复枪”（这些枪是苏联运给西班牙的，但我却相信那是美国制造的）。我察看过其中一支来复枪。它虽不是那么完美的枪，但比起我们在前线用的那种糟糕透顶的老式大口径来复枪，不知要好到哪里去了。人民军每十个士兵拥有一挺机关枪，每人拥有一支自动手枪，在前线，我们50人才可能有一挺机关枪，而手枪只能非法购买。事实上，我到现在才注意到，到处都一样。从来没上过前线的国民自卫队和马枪骑兵们的装备比我们好，穿戴更好。我猜想，大概在所有战争中都是一样的——后方着装时髦的警察和前线衣衫褴褛的士兵之间，总是会存在着明显差别的。一两天后，突击卫队和居民剧本上相安无事。第一天，一部分突袭队员以挑衅性的方式制造了许多麻烦，我想那是奉命行事。他们强行登上电车，搜查乘客，若乘客带有全国劳工联盟会员证，就会立即撕毁，并扔在脚下践踏。这导致了无政府主义者与他们之间的武力冲突，并有一两人身亡。不过，突击卫队很快就改变了征服者的架势，与居民的紧张关系也变得较为缓和。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仅在几天后就哄上了一个女孩子。
巴塞罗那的战斗，给巴伦西亚政府提供了渴望已久的全面控制加泰罗尼亚的借口。工人民兵将被解散，重新编入人民军。西班牙共和国的旗子在巴塞罗那上空到处飘扬，我想除了法西斯分子的阵地，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工人阶级居住区正在拆除街垒，这一过程是断断续续的，因为建造一座街垒要比把这些石头放回去容易。加联社党大楼外面的街垒被允许继续保留，有些甚至一直保留到了六月底。国民自卫队仍然占据着所有战略要害。全国劳工联盟的大本营里，正在大规模搜查武器，尽管如此，我敢肯定，仍会有很多武器设法逃过收缴。《战斗》报仍在出版，但受到严格审查，以至于头版几乎完全空白。加联社党的报纸不在审查之列，经常发表煽动性的文章，要求查封马统工党。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隐蔽的法西斯组织，一副代表马统工党的漫画人物，被撕开画有锤子和镰刀的假面具，露出了一副带有纳粹卐标记的疯狂而又丑恶的嘴脸。加联社党的宣传人员将这幅漫画贴遍全城大街小巷。很明显，官方对巴塞罗那战争的看法已成定论，它被描述为马统工党一手策划的一次法西斯“第五纵队”的暴乱。
曾经想要参加国际纵队以到马德里作战的奥威尔再次遇见了他之前的那位共产党朋友，那位朋友再次邀请他加入国际纵队，而在经过五月事件后，奥威尔已经完全打消了这方面的想法。
我不得不告诉他，这一事件以后，我不可能参加任何西班牙共产党控制的部队了。那将可能意味着迟早会被别人利用，来反对西班牙工人阶级。说不准此类事件还会发生，如果我必须要在类似事件中拿起枪，那我只会拿起枪站在工人阶级一边，而不会与他们为敌。他对此感到非常能够理解。
国民自卫队开始拘捕和迫害无政府主义和马统工党的支持者，也包括很多外国志愿者，造成了极其恐怖的气氛。
许多被列为政治嫌疑分子的外国人被迫逃走，害怕遭到撤职的警察在日夜紧盯着他们的行踪。意大利人和德国人的情形更糟，他们没有护照，时常遭到他们本国秘密警察的追捕。一旦被捕，那么他们就极可能被驱逐到法国，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必将被遣返意大利或德国，到了那儿，那就只有上帝才知道将会有何种恐怖的暴行在等待着他们。有几个外国妇女通过和西班牙人闪电式“结婚”，来获得她们的合法地位。一个根本没有护照的德国女孩，为了躲避警察，只好连续多日假扮一个男子的情妇。我记得，有一次在我偶然碰见她从那个男人的卧室中走出时，她的脸上充满了羞耻惨淡的神色。当然，她不是他的情妇，但她无疑回以为我是这样认为的。对于某个朋友向秘密警察告发你，你会始终有一种令你痛恨不已的感觉。战争、噪音、饥饿和困倦，待在屋顶上既紧张又烦闷，不知道下一分钟我会不会自杀或者被迫向别的什么人开枪，这漫长的噩梦使我的神经紧张不安。每当门外砰砰作响、伸手去抓手枪的时候，我的精神就紧张到了极点。星期六早晨，外面传来尖啸的射击声，人们高声惊叫：“战争又打起来了！”我炮到街上一看，原来是一些突袭队员在向一条疯狗开枪。当时或几个月后在巴塞罗那生活过的人们，谁都永远忘不了由恐惧、怀疑、仇恨、遭审查的报纸、人满为患的监狱、奇长无比的购买食物的队伍以及成群结队到处巡逻的武装士兵等等所产生的恐怖气氛。
在本章奥威尔总结了五月事件。
由共产党控制的政府想要收缴无政府主义者的武器，建立武装警察部队，接管无政府主义者控制的电话局，但很快全劳联和马统工党就控制了大多数工人聚集区，建立起街垒，但他们没有公认的领袖，也没有固定和完整的计划，只是单纯抵抗国民自卫队的缴械。其实，他们本有能力夺取控制权，但是由于他们的软弱与退缩，由于他们的无纲领无计划，迎来了工人的失败。
在无政府主义者一方，他们的行动几乎是自发性的，因为这个事件的参与者主要是普通民众。当人们走上街头以后，他们的政治领袖才极不情愿地跟了上去，或者根本就没有卷入其中。在紧张的革命气氛中，唯一仍敢发出声音的是杜鲁提之友和马统工党。但和以往一样，他们只是跟随者而不是领导者。杜鲁提之友也许确实散发了某种革命性的传单，但传单直到5月5日才出现在街头，谈不上吹响了战斗的号角，因为战斗早在两天前就已自发开始了。全国劳工联盟的官方领导人从一开始就否认整个事件。这有许多方面的理由。首先，全国劳工联盟仍在政府中有自己的位置，自治政府能够促使它的领导人比一般党员更保守。其次，全国劳工联盟领导人的主要目标，是与劳工总会结成联盟，而冲突只会加剧全国劳工联盟和劳工总会之间的裂痕，至少当时是这样的。第三，虽然这一点当时不为人所知，无政府主义的领导人担心事态的发展如果越过了某个界限，工人占领整个巴塞罗那，正如他们在5月5日所做的那样，那就有可能引发外国的干涉。
马统工党也是摇摆的，虽然它的力量比全劳联还要小得多。
马统工党的领导人没有否认这个事件。实际上，他们鼓励追随者留在街垒边，甚至还在5月6日的《战斗》报上声明，赞同杜鲁提之友印发的极端主义传单。在一些外国报纸中，传单被描述为一份“煽动性的海报”，张贴于全城的每个角落。当然，并没有这样的海报。我对比了各种报道，应当说，这份传单呼吁：建立革命委员会；枪毙那些对袭击电话大楼负有责任的人；解除国民自卫队的武装。我们也不能很确切地知道，《战斗》在多大程度上赞成传单上的内容。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份传单，也没有看那天的《战斗》。我在这场冲突中看到的唯一传单，就是5月4日成员人数最少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印发的传单。传单上仅仅写着：“每个人都应走上街头——除了军工企业外，所有行业的工人发动总罢工。”（换句话说，它仅仅要求人们做已经做了的事情。）但实际上，马统工党的领导人的态度仍然摇摆不定。他们也许要一直等到打败了佛朗哥，才会赞成举行暴动。另一方面，工人走上了街头，而马统工党的领导人执行的却是相当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即当工人在街头时革命党的责任只能是与他们站在一起。因此，尽管党的革命标语宣称“重新唤醒7月19日的精神”等等，实际上却竭尽全力限制工人采取过激的行动。例如，他们从未下令进攻任何建筑物；他们仅仅要求追随者保持警惕，并且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提到的，如果能够避免，就千万不要开火。我应当说，人们也能估计到，马统工党的意图就是力劝每一个人留在和躲在街垒后，或者尽可能说服一定数量的人更长时间地留在那儿，而不是做别的事情。那些与马统工党的领导人有私人接触的人（我自己没有）曾经告诉我，他们对整个事件实际上很惊慌，却又感到必须与之联系在一起。当然后来，如一贯的情形，他们由此获得了政治资本。马统工党的一位领导人戈尔金后来甚至还提到了“五月的光荣日子”。从宣传的观点看，这也许是正确的路线。当然，马统工党在被镇压之前，也确有大量党员短暂地参加了战斗。在策略上，支持杜鲁提之友的传单可能是犯了一个错误。因为这个派别是一个非常小的组织，通常敌视马统工党。考虑到人们普遍的激动情绪和双方之间流传的各种事情，这个传单的积极之处只是要人们“坚守在街垒边”。但当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工人团结》批驳它时，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却似乎在支持它，就使得共产党的媒体事后能很容易地称，这场战斗是一次完全由马统工党策划指挥的暴动。然而，我们也许可以确定，无论发生过什么，共产党的媒体都会这样说，与事前和事后在没有太多证据情况下的各种指责相比较，这也算不上什么。全国劳工联盟的领导人并没有从更谨慎的态度中得到太多好处，他们的忠诚受到称赞，但转机一旦出现，政府和财政部就将他们踢出门外了。
正是全劳联和马统工党的软弱导致了他们的失败。
另外，奥威尔不认为这是一场有预谋的事件：
我之所以不相信双方已经做好了大规模战斗的准备，原因有两点：
（1）双方事前都没有调动军队进入巴塞罗那。这场战斗仅仅发生在那些已经身在巴塞罗那的人之间，参与者主要是市民和警察。
（2）食品几乎立即陷入了短缺。每一个在西班牙服役的人都知道，西班牙人军事行动的真正出色之处，就是军队的食物供应非常好。如果双方都在预谋打上一两个星期的巷战，举行总罢工，而事前却没有储备好食物，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后文中，奥威尔开始指责共产党的报刊和媒体将责任都归咎于马统工党。
他们断言，这场战斗不是自然爆发的，而是旨在推翻政府的有准备、有计划的起义，完全由马统工党一手策划，并得到少数误入歧途的“暴徒”的帮助。不仅如此，这也肯定是一场法西斯的阴谋，是按照法西斯的命令采取的行动，意欲在后方发动内战，从而使政府瘫痪。马统工党是“佛朗哥的第五纵队”，是与法西斯结成联盟的托洛茨基主义组织。
奥威尔对这样种种的污蔑做出了反驳。
最终在6月15到16日马统工党被镇压，并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就在马统工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被关进监狱时，西班牙共产党人的媒体捏造了意在表明发现一个巨大的法西斯阴谋的消息。一时之间，全世界的共产党媒体都为这则消息激动不已。6月21日的《每日工人报》综述了西班牙共产党报纸的各种报道：
西班牙托派分子勾结佛朗哥
在巴塞罗那和别的地方逮捕了大批托洛茨基主义骨干分子后……战时已知的最可怕的间谍案的细节，以及到目前为止最可耻的叛变罪行的揭露，在周末都渐为人们所知。……警察手中掌握的材料，以及不少于200名被捕者的完整供词，等等，都可以证明上述内容的真实性。
这些“揭露”出来的事情所证明的是，马统工党的领导人通过广播向佛朗哥将军传递军事秘密，他们与柏林有联系，并且与马德里的秘密法西斯组织联合行动。此外，还有关于用隐迹墨水秘密递送消息的耸人听闻的细节，有一份签了字母“N”（代表宁。即安德列斯·宁）的神秘文件，等等。
但最后的结果是：正如我所记述的那样，事情过去六个月后，大部分的领导人仍被关进监狱里，但他们从来未被提审，诸如通过广播与佛朗哥联系之类的指控也从来没有明确的说法。他们如果真的犯了间谍罪，就会像此前的许多法西斯间谍那样，在一个星期内受审并被枪毙。但除了共产党媒体上未经证实的断言外，没有发现丝毫证据。至于那200份“完整的供词”，如果存在，那就足以定任何人的罪，但后来再也没有听到过。实际上，它们只是某个人想象中的200次努力。
不仅如此，西班牙政府的大部分官员都拒绝相信对马统工党的指控。……
随着卡巴耶洛政府的倒台更为右倾内格林政府的上台，奥威尔对西班牙的未来越来越不抱希望。
新政府试图一劳永逸地瓦解工会的权力。接下来，如果佛朗哥被打败——即使暂且不提重组西班牙政权的问题，工会的前景也并不是很妙。至于报纸上说，这是一场“为民主而战的战争”，那纯属胡言乱语。没有任何理智的人会认为在战后如此分崩离析、元气大伤的西班牙还会有什么民主，就算是在英国和法国，按我们对民主的理解，处于这种情况下也不会存在任何民主的希望。那就只能是专政，而且很清楚，工人阶级专政的可能性已被排除。那就意味着总的趋势将会是很礼貌的。比起德国和意大利，西班牙的法西斯主义要显得“人道”得多、“温和”得多了。战后的西班牙所面临的选择只能是，要么接受佛朗哥的独裁统治，要么使国家走向分裂（可能性更大），也许是领土的真正分裂，也许是分裂成几个经济区域。
然而，无论战后的西班牙走上哪一条道路，其结果都将令人感到沮丧。但比起佛朗哥和希特勒的残暴而强大的法西斯专政，共和国政府还是值得我们去为之战斗的。不管战后这个政府可能会犯多少错误，佛朗哥的统治肯定比它更糟糕。对工人，即城镇无产者来说，谁来统治这个国家都是一回事。但西班牙是个农业国，政府取胜无疑会给农民们带来好处，至少当初夺占的那些土地会继续留在他们手中。如果政府掌权，他们还会没收和分配佛朗哥先前占为己有的土地，而且在西班牙不少地方实行的农奴制也将一去不复返。战后的这个政府肯定是反教会、反封建的，它会限制教会的权力，至少在短期内会是这样的。而且，它还会使国家走向现代化——例如修建公路，加强教育和公共卫生建设。即使在战争期间，政府也已经朝着这个方向做了一些工作。而佛朗哥呢，就人们对他的了解而言，除了充当意大利和德国的傀儡、与大地主沆瀣一气、利用教会和军队反对革命以外，几乎没干过任何好事。人民阵线可能是一场骗局，但若佛朗哥取胜却肯定会是个时代的失误。希望佛朗哥取胜的大概也只有百万富翁和幻想家吧！
奥威尔认为无论共和国再烂，也总比法西斯好些，所以继续与法西斯战斗还是有意义的。
奥威尔在韦斯卡前线被一个法西斯狙击手击中，子弹打穿了他的脖子。
那是在壕沟胸墙的角落里，早上五点，这向来就是一个危险的时间。因为我们背对着东边，黎明破晓时，只要你把头探过胸墙，头部轮廓就会在朝阳的映衬下清清楚楚地显露出来。我那时正与一个等待换岗的哨兵说话。就在正说着什么的时候，突然，我感到——很难描述我感到了什么——虽然我对这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
大致说来，那种感觉就像处在爆炸的中心。好象有一声巨响和一道眩目的闪光完全包围了我，然后我感到一阵剧烈的震动——没有疼痛，只是一阵猛烈的震动，就像触了电；震动之后，只觉得全身虚弱无力，类似遭电击的感觉，全身麻木。我面前的沙袋被震出很远。我想如果你曾被闪电击中过，你就会体会得更深刻。我立刻意识到自己中弹了，但是因为有巨响和闪光，我以为是旁边的来复枪意外走火击中了我。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接下来，我的膝盖软了，我身子倒下去，头撞到了地上，发出一声闷响。让我稍感安慰的是，头并没撞伤。我感到头昏目眩，觉得自己伤得很重，不是一般的疼痛。
我刚才跟他讲话的那个美国哨兵冲过来。“天哪！你被击中了吗？”大家都围了过来。接着又是通常的一阵惊呼——“把他抬起来！他被打中哪儿了？解开他的衬衣！”等等。那个美国人想找把刀子割开我的衬衫。我知道我的口袋里有一把小刀，就试图拿出来，却发现我的右胳膊已经失去了知觉。由于没觉得疼，我有一种隐隐约约的满足感。这该会使我妻子高兴了，我想；她一直想让我负点伤，以避免我在更大的战役中丢掉性命。直到现在，我才开始想知道我被打中哪儿了，伤得有多严重；我什么也感觉不到，但我意识到子弹击中了我正面的某个地方。当我试图说话时，我发现自己发不声音来了，只能发出微弱的叽叽声，作第二次努力时，我终于问出我哪儿被打中了。在喉咙，他们说。担架员哈里·韦伯带来绷带和一小瓶用于战场消毒的酒精。他们把我抬起时，我嘴里吐出很多血沫。我听到身旁的西班牙人说，子弹穿透了我的脖子。在平时，那酒涂在伤口上会让我感到十分难受，而此时我却觉得它洒在伤口上很舒适、凉爽。
奥威尔被担架抬走，几经辗转，被送到了塔拉戈纳的医院。医生本以为他不能再发出声音了，但几个月后，他的声带奇迹般地恢复了。
离开前线八九天后，终于有人为我检查创伤了。手术室里，医生们正在检查刚到的伤员。他们用双手握住长柄大剪刀剪开护胸甲，然后摞好。在前线急救站，肋骨、锁骨，以及其他部位骨折的伤员，一般要被套上护胸甲。在大而笨重的护胸甲的领口上方，你可以看到一长焦虑且肮脏的面孔，嘴巴上长满了乱蓬蓬的胡子。那位医生，三十岁左右，精神饱满，模样帅气。他让我坐在椅子上，然后就用粗糙的纱布包住我的舌头使劲地向外拽，接着把一面牙医用的小镜子塞进我的喉咙里，要我说“啊……”他一直这么拽着，直到我舌头上渗血，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这才告诉我，有一侧声带麻痹了。
“到什么时候声音才能恢复正常？”我问道。
“声音？哦，你的声音永远都不会恢复正常了。”他很高兴地说道。
但是，我以后的经历证明他错了。在大约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只能用非常低而细小的声音说话。但从那以后，我的声音突然恢复正常，另一边声带竟然康复了。我的手臂疼痛，大概是因为子弹损伤了脖子后面的某处神经。手臂部的这种神经性阵痛大约持续了一个月，晚上疼得尤其厉害，几乎难以入睡。我的右手手指基本上处于半瘫痪状态。直到现在，五个月过去了，食指依然麻木——这是颈部受伤留下的一种奇怪的后遗症。
我的伤势成为医院里的小小奇闻。许多医生在给我做检查时，全都禁不住咂舌感叹：“运气真好！运气真好！”其中一位医生用极其权威的口吻告诉我：子弹和动脉之间只有不到一毫米的距离。我不清楚他是怎么测量出来的。我那时遇到的所有人——医生、护士、实习医生和病人——都说，你被子弹打穿脖子竟然能活下来，实在是太幸运了！但我却禁不住地想说，要是根本就没打着，那岂不是更幸运么？
由于五月事件，巴塞罗那的情绪变得越来越充满猜疑、恐惧、半信半疑和遮遮掩掩的仇恨。西班牙共产党绝对掌握了政权，内部秩序的控制权也移交给共产党的部长们，只要有一点点机会，他们都会打击竞争对手。
警察密探遍布各地。监狱里一直人满为患，既有因五月战斗而抓进来的，也有其他人——当然，总是有无政府主义者和马统工党的忠实支持者——被三三两两地送进监狱，然后一直待在那儿，通常不得与外界联系。鲍勃·斯迈利仍旧被关在巴伦西亚的监狱里，我们所知道的仅仅是，不管现场的英国独立工党代表还是负责此事的律师，都不准见他。国际纵队的外国人和其他一些民兵正在被大批地关进监狱。他们通常被当作逃兵抓起来。一般情况下，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民兵究竟是志愿者还是正规军。几个月前，在部队里服役的民兵被当作志愿者，他们任何时候想离开都能拿到遣散证明。现在，政府好象已经改变了主意，声称民兵是正规军，如果他想回家，那么他就是逃兵。但即使此事，也没人有十足的把握。在前线的一些地方，当局仍在签发遣散证明。在前线，这些证明有时被认可，有时不被认可，如果不被认可，你立刻就会被投进监狱。后来，监狱里的外国“逃兵”人数狂增到数百人，但一旦他们自己的国家提出抗议，他们大多会被遣送回国。
一伙伙武装的突袭部队在街道的每个角落游荡，国民自卫队仍旧占据着咖啡馆和其他的战略要地，许多加联社党的建筑依然被沙包隔离和封锁着。城里许多地方都有马枪骑兵和国民自卫队驻守的岗哨，他们拦住路人要查证件。每个人都警告我，不要出示马统工党民兵证，只能出示护照或医院的证明。哪怕被知道曾经在马统工党民兵组织中服过役，也非常危险。他们用各种可耻的方式惩罚受伤或休假的马统工党民兵——例如，他们很难拿到自己的薪金。《战斗》仍旧在出版，但它所遭受的检查使它几乎难以生存，《团结》和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的报纸也受到严格检查。有一条新的规定是：报纸不得在被审查删除的版面中留下空白，而必须用其他东西填塞。结果，人们通常总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东西会被砍掉。
奥威尔从疗养院离开后，为了拿到遣散证明，需要到前线附近的一个医院拿医疗证明，见到从前线回来的柯普，兴奋地向奥威尔讲述前线的胜利。五天后，奥威尔回到了巴塞罗那，辗转多个地方，最终拿到了遣散证明。奥威尔开始回忆在西班牙的日子。
和几个月前相比，现在我的心态已经大不相同了，变得更加善于观察。我拿到了我的遣散证明，并加盖了第29师的印章，还有医生证明我已“宣告残废”。我可以自由地回到英国去了，因此我也几乎是第一次可以在西班牙走走了。我在巴巴斯特罗待了近一天的时间，因为每天只有一趟火车。我以前曾路过巴巴斯特罗，有过匆匆的一瞥，那对我而言只是战争的一部分——昏暗、泥泞、阴冷，到处都是呼啸而过的卡车，到处都是衣衫褴褛的军队士兵。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信步而行，看到了赏心悦目弯弯曲曲的街道、老石桥、放着一人高的大泥桶的酒店、稀奇古怪遮遮掩掩的店铺，人们在那里制作车轮、匕首、木勺和羊皮水壶。我兴致勃勃地看着一个人制作皮壶，我以前从来没见过，水壶里面用兽皮制作，而且内里的一面毛还没有褪去，因此，你确实喝下过经山羊毛过滤的水。我用这种水壶喝了几个月的水，竟一无所知。城镇后面有一条翡翠般浅绿的小溪，一座陡峭的石崖矗立其中，岩石上建有房屋，从卧室的窗口你就能直接跳入下方一百米的水中，无数鸽子栖息在崖洞中。莱里达的有些古老建筑已经坍塌，成群的燕子在残垣断壁上筑巢，向远处看去，长年累月堆积起来的鸟巢就像是洛可可时期建筑的范本。奇怪的是，我在这里驻留了近六个月却视而不见。现在怀揣遣散证明，我再次感到自己像个人，也有点像旅游者。这几乎是第一次让我感到自己确确实实身处西班牙，置身于一个我终身神往的国度。在莱里达和巴巴斯特罗静谧的老街上，我似乎获得了解脱，远离西班牙谣言，这些谣言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白色的层层山峦、牧羊人、讯问地牢、摩尔人风格的宫殿、黑乎乎蜿蜒成行的骡队、灰色的橄榄树和一丛丛柠檬树、披黑披肩的姑娘、马拉加和阿利坎特的美酒、大教堂、红衣主教、斗牛赛、吉卜赛人和小夜曲——总之，这就是西班牙。在所有欧洲国家中，它最让我心驰神往。遗憾的是，当我想方设法最终到达这里时，我只看到了这个国家东北部的一角，而且是在混乱的战争中，是在最寒冷的冬季里。
晚上，奥威尔回到了他妻子所在的旅馆，但他的妻子一见到他就拉着他出去。
“出去！”
“什么？”
“马上离开这儿！”
“什么？”
“不要站在这儿！你必须迅速离开！”
“什么？为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她拉着我的胳膊朝楼梯的方向走去。我们在半路上遇见一个法国人——我就不说出他的名字了，尽管他和马统工党没有丝毫关系，但当我们身处困境时，他总是我们大家的好朋友。他满心关怀地看着我。
“听着！你不应该来这里。在他们没给警察打电话之前，赶快跑出去躲起来。”
请注意！楼梯底部与一名旅馆职员，是马统工党成员（我想，经理并不知道），他从电梯里偷偷地溜了出来，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立即离开。甚至到这时，我还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一到人行道上，我就问道。
“你还没有听说吗？”
“没有。听说什么？我什么都没听说。”
“马统工党已经被镇压。他们占据了所有建筑物，实际上是把每个人都关进了监狱。有人说他们正在进行枪杀。”
6月15日，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安德列乌·宁被捕，第二天，马统工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警察设法逮捕他们能抓到的和他们所知道的与马统工党有任何关系的人。
事情发生好几天之后，前线将士才听到风声。所有这一切的动机昭然若揭。进攻韦斯卡的战斗刚刚开始，马统工党民兵仍是一支独立部队，当局可能害怕他们知道所发生的事情后会拒绝作战。实际上，消息传来时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其间，一定有许多战死的人不知道后方的报纸正把他们称为法西斯分子。这样的事情让人难以释怀。我知道惯常的作法是向部队封锁坏消息，作为一种制度，可能合情合理。可是让人参加战斗，却不告诉他们，他们支持的党派正被镇压，他们的领导人被控叛国，他们的亲友被投入监狱，这些就要另当别论了。
最令奥威尔感到震惊的是他的战友乔治·柯普也被捕了。
事情是，柯普回到巴塞罗那，手上拿着作战部写给负责东部战线工程运作的上校的一封信。他当然知道马统工党已被镇压，但他以为警察不会蠢到在他身负紧急军令去前线的路上逮捕他的地步。他返回大陆饭店取工具包的时候，当时我妻子正好外出，店员一边扯谎设法留住他，一边给警察打电话。当我听到柯普被捕的消息时，我承认我愤怒之至。他是我个人的朋友，我在他手下干了几个月，我和他在战火中并肩战斗，我知道他的经历。他抛弃了一切——家人、国家、生计——只是为了来西班牙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他原在比利时预备役部队服役，未经许可就离开了比利时，参加了一支外国军队。此前，他曾帮助西班牙政府非法生产军火，如果他回到自己的祖国，那么他已经为自己准备好了多年的牢狱生涯。他从1936年10月起一直在前线，通过自己的努力，从民兵晋升到了少校，我不知道他曾经参加过多少次战斗，但知道他受过一次伤。在五月骚乱中，我亲眼看到他成功地阻止了眼看就要发生的战斗，也许挽救了一二十个人的生命。那些人回报他的竟是把投进监狱。生气只是浪费时间，但这种愚蠢的狠毒确实是考验人的耐性。
奥威尔感到危险正在降临，它迫不及待地想要离开西班牙。
奥威尔再一次提到了巴塞罗那的理发店，与开头相呼应。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理发店的墙上，依然可以看到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告，明令禁止索要小费。公告上说：“革命已经砸开了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锁链。”我很想告诉理发师，如不小心提防的话，锁链也许很快就会重新落到他们的身上。
从前线回来的马统工党民兵成为了逃犯。
我信步来到市中心。在那些曾经属于马统工党的建筑物的顶上，红旗已经被扯下，取而代之的共和国旗帜迎风飘扬；大楼门口则有成群的国民自卫队士兵，怀里抱着武器，懒洋洋地斜靠在门前的墙壁上。位于加泰罗尼亚广场一角的红色援助中心，那里的大部分窗户玻璃已被砸得粉碎，无事可做的警察乐此不疲。马统工党的书摊内已见不到一本书。远处拉姆拉斯大街的公告栏中张贴着一副法西斯分子的丑恶嘴脸。在拉姆拉斯大街的尽头，离码头不远的地方，我碰巧看到了一幕奇特的景象：一群从前线归来的浑身泥污、衣衫破烂的民兵，正仰面朝天地躺在擦鞋匠的椅子上，神情疲惫不堪。我知道他们是什么人——真的，我认出了其中的一位。他们是马统工党的民兵。他们前一天才从前线返回，并发现马统工党已遭镇压，他们的家庭也遭受牵连而被洗劫一空，因此，他们不得不露宿街头。任何这个时候从前线回来的马统工党的民兵，只有两种选择：要么立即躲藏起来，要么马上被投入监狱。——对于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三四个月之久的战士来说，接受这般礼遇绝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
我们正处在一种极为奇特的境遇之中。人们在晚上是被通缉的逃犯，而在白天却可以过着普通人的正常生活。每个藏匿马统工党及其支持者的人家，只要这样做过的——或者有可能会这样做的，都已被监视起来；旅馆或公寓里也丝毫没有例外，老板们已被要求一旦有陌生人来到，就必须马上报告警察。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任何陌生人只能在户外过夜。另一方面，在巴塞罗那这样规模的城市里，白天倒还相对安全一些。尽管国民自卫队士兵、突袭队员、马枪骑兵和普通警察满街都是，另外还有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无数身桌便衣的警察密探，然而，他们不可能拦截盘查每一个过路行人，如果你看起来并非与众不同，那就不至于引起他们的特别注意。最重要的是，必须尽量避免在马统工党的建筑物附近逗留，绝对不要进入侍者认识你的那些咖啡馆和饭店。那天和第二天，我都在一家公共浴室里泡了很长时间的澡。我感到这是一种既可以打发时间又不惹人注意的好办法。遗憾的是，许多人都是这样去做的。结果没过几天——在我离开巴塞罗那之后——警察突袭了一家公共浴室，在浴池里逮捕了许多赤裸裸的“托洛茨基分子”。
在离开西班牙之前，奥威尔认为自己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便是设法营救柯普。
那天下午我和妻子探看了柯普。人们在获得批准的情况下可以看望没有被单独监禁的囚犯，但去多了并不安全。警察密切监视着来来往往的人，如果你频繁探监，那就等于给自己贴上了“托洛茨基分子”朋友的标签，从而被捕甚至死于监狱。这种事情已经在许多人身上发生了。
……
这座所谓监狱原是一家商店的底楼。总共两个房间，每间不足20平方英尺，却密密麻麻地囚禁了100多号人。这里所呈现的是典型的十八世纪纽盖特监狱的翻版，肮脏不堪，人们挤成一团，没有家具，只有光秃冰凉的石地坪、一条长凳、一些破烂毛毯，紧闭的钢质百叶窗只漏进了些许灰暗的光。灰蒙蒙的墙壁上涂满了革命口号——“马统工党永存！”、“革命万岁！”等等。在过去的几个月中，这里一直被用作政治犯临时关押地点。刺耳的嘈杂声到处响起。现在正是探监时间，处处人满为患，举步维艰。被囚禁的犯人几乎都是最贫困的工人无产者。你可以看到妇女们正在打开包裹取出少得可怜的食物，那是为自己被监禁的丈夫送来的。监狱中的有些受伤的民兵囚犯来自莫兰疗养院。他们中有两个人腿部截肢，其中一个人显然在突击抓捕时没来得及带上拐杖，只能靠剩下的那条腿跳跃行走。这里还有一个不到12岁的孩子，非常明显，他们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一大群人被关押在这么一丁点大的地方，又没有任何卫生措施，以致你处处都能闻到一种刺鼻的恶臭。
柯普用胳膊推开拥挤的人群迎接我们。他那胖乎乎的圆脸仍与往常一样，看起来气色还算不错。在这种肮脏龌龊的环境中，他依然把制服弄得很整洁，甚至还把胡须也刮得精光。囚犯中还有一个身穿人民军制服的军官。他在拥挤的人群中与柯普相遇时，两个人几乎同时立正相互敬礼，在某种意义上，那种场景实在令人心酸。柯普的精神状态似乎非常好。“哦，我想我们都会被枪毙。”他高兴地说。“枪毙”这个词在我的心里引起了一阵战栗。不久前子弹穿过我的肉体时的那种感觉，我仍记忆犹新。一想到那种事将发生在你所熟悉的某个人的身上，绝不是一件好受的事情。当时，我的确想当然地认为，所有马统工党的领导人，包括柯普在内，都将被枪毙。前一个谣言——关于宁的死亡——刚刚消散，人们都知道了马统工党正被指控犯有叛国罪和间谍罪。当局正在千方百计地罗织罪名，策划一场规模巨大的阴谋陷害式的审判，接下来就要对主要的“托洛茨基分子”大开杀戒。眼看自己的朋友身陷囹圄，却又明知自己无力相救，这真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谁都无能为力，即使吁请比利时政府施援也不可能，因为柯普来到西班牙已经违反了自己国家的法律。我发音低促微弱，在一片嘈杂声中我自己也无法听到自己的声音，我不得不把大部分谈话时间让给我妻子。柯普跟我们谈起了他在监狱中新结识的许多囚犯朋友，他也谈到了看守，说有些看守其实是好人，但也有些看守专门欺负、殴打那些胆小怕事的囚犯；至于食物，他说那简直就是“猪食”。幸好我们早已想到给他带来了一些食物和香烟。接着，柯普跟我们谈起了被捕时从他身上搜走的那些文件。其中有作战部致东线军队中主管工程作业的一位上校的军情函件。警察收缴后拒绝归还。据说函件被放在警察总局的办公室里，如果物归其主的话，柯普的处境将会完全不同。
奥威尔想到，如果能将这封函件送出去，足以证明柯普的清白，可是这封函件在警察局，只有签发函件的那位上校能取回来。奥威尔便迫不及待地感到上校所在的作战部大楼。
幸好，我总算找到了上校的办公室，让我稍稍有点感到意外的是他允许我诉述他来意。我没有见到上校。接见我的是上校的副官或秘书，一个身着崭新制服有些瘦长的军官，眼睛大大的略有一点斜视，在办公室的外间接待了我。我开始诉说我的故事。我是受我的上级军官的委托来这里的。陆军少校乔治·柯普身负紧急使命赶往前线，却被错误地逮捕了。那封给前线的上校的函件——包含重要军情机密，应该立刻归还。几个月来，我一直和柯普一起服役，他是一个品质崇高的军官，逮捕他显然是一个错误，警察把他和别人弄混淆了，等等。我一个劲地反复强调柯普所执行的任务对于前线的紧迫性，因为我知道这才是函件中最重要的核心问题。但这些听起来一定像个离奇的故事，我的蹩脚的西班牙语发音，每到情绪激动、强调关键问题时，就不知怎么的又会变成法语发音了。更糟糕的是，我几乎已经声嘶力竭，只有竭尽全力才能发出一点点嘶哑的声音。我很担心连这么点声音也可能发不出来，以至于让这年轻军官不再有耐心听下去。我后来时常回想：他一定会诧异我的声音出了什么毛病——或者喝醉了，或者良心受到谴责，等等。
然而，这位军官不仅耐心地听我讲述，而且频频点头，表示谨慎赞同。是的，他也认为这可能是个错误，显然应予调查。明天——我抗议——该呢吧没有明天！军令如山倒，柯普原本早该将函件送至前线。青年军官颇为赞同我的说法。接下来，他终于问了令我感到惊恐不安的问题。
“这位名叫柯普的陆军少校，在哪个部队服役？”
最令人恐惧忌讳的名字却不得不说出来：“马统工党的民兵部队。”
“马统工党！”
我希望我能够告诉你他那声音中的格外震惊。你得知道那时马统工党是被如何看待的。人们对间谍的恐惧到达了最高峰。也许所有的共和派人士在那时都确信马统工党是一个德国资助的庞大的间谍组织。对一位人民军军官提到此事，简直就像在红色恐怖之后闯进骑兵俱乐部*宣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人一样令人惊异。他用深邃的目光扫了我一眼。经过长时间的沉默，他慢吞吞地说：
“你说你在前线同他在一起，那么你自己也是在马统工党的民兵中服役？”
“是的。”
青年军官站起来，转身走进了上校的办公间。我能隐约听见他们焦急不安的对话。我想，“这下全完了。”也许，我们本来就不该试图把那个函件要回来。况且，我已经坦承自己是马统工党的人员，说不定他们马上就会打电话给警察，将我抓起来，把我当成又一个自投罗网的托洛茨基分子。不过，那位军官很快又露面了，一边整理军帽，一边严肃示意我跟他走。我们将去警察总长办公室。这段路很长，至少需要步行20分钟。军官卖着僵硬的正步，走在我的前面。在路上，我们一句话也没说。我们来到警察总长办公室时，一群看起来非常可怕的无赖正在门外游荡。他们显然是便衣警探、告密者和各种间谍。军官走进那间办公室，接下来进行了长时间的、情绪激动的对话。只听得双方的嗓门一阵高过一阵，大概还伴有摊手、耸肩、捶桌子之类的激烈动作。警察方面显然不愿交出那封函件。最后，那个满脸涨得通红的青年军官手拿一封硕大的公文函件走出来。这正是从柯普身上搜走的那封函件。我们赢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事后表明这绝非无关紧要。函件被及时送出，但柯普的上司却根本无法让他出狱。
军官当场向我保证函件将被马上递送。“可是，柯普怎么办？”我问道，“我们无法把他从监狱中释放出来吗？”他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说道：“那可又是另外一件事了。”他们并不清楚柯普究竟为何被捕。他只是告诉我，他们将对此进行调查。不再有多少可说的话了，该是分手的时候了。我们俩相互略微欠身致意。可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令我非常吃惊而且极为感动的事。那位人民军军官稍稍犹豫了一会，突然伸出手来，与我紧紧地握手。
借助英国领事馆的交涉，奥威尔获得了完整的得以离开的手续，便和妻子在第二天早上顺利地通过了西班牙的边境线。不过，奥威尔还是惦念着柯普，事实上，奥威尔的行动并没有成功将柯普救出来。
虽然我写了信，但此后六个月里，柯普（如果他至今未被杀害的话）依然关在监狱里，既没有受到审判，也没有被释放。起初我们收到过他的两三封来信。这些信是他托被释放的囚犯偷带出监狱，然后在法国寄出的。信里说的反复就是这些内容——被监禁在肮脏阴暗的窄小牢房里，食物既肮脏又少得可怜，由于卫生条件差而生了重病，而监狱拒绝给予任何医疗护理。我已经通过英国和法国的许多渠道证实了这一切。最近柯普被投入一个“秘密监狱”，已经无法再与他保持联系了。柯普只是数百个遭受迫害的外国人之一，没有人知道再杂遭受类似迫害的西班牙人究竟有多少。
奥威尔离开西班牙后，第一站到了法国，在巴纽尔停留了三天。
奇怪的是，这段时间里我们心神不宁。这是一个远离手榴弹、机关枪、购买食物的长队、宣传和密谋的偏僻宁静的海滨小城，照理说我们应该深感宽慰和满怀感恩之心。可是，我们丝毫也没有这种感觉。我们在西班牙的所见所闻并没因远离而在脑海中消失。相反，那一切好象仍在我们的身边，而且比以前更加栩栩如生。我们不断地回忆、交谈，甚至梦回西班牙。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经常自我安慰地设想，“等我们离开了西班牙”，我们将到地中海岸的某地过上一段安静日子，也许还会去海边钓钓鱼。但是，当我们真的来到了这样的地方，心里却又产生了某种厌烦和失望。天气很冷，一阵阵大风吹过海面，黯淡的海面上波涛汹涌。漂浮在海面上的包裹着杂物、软木塞和鱼内脏的团团泡沫不停地拍打着岩石。说出来别人也许会以为我们有些精神错乱，我们俩现在最想做的事就是回西班牙。虽然这样做可能对谁也没有好处，甚至会遭遇杀身之祸，但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跟其他人关在一起。我感到几个月来的西班牙经历对于我的特殊意义真是一言难尽。我只记录了一些事件的大致概况，但我无法记录这段经历给我留下的全部感受。视觉的、嗅觉的、听觉的东西全都混杂在一起，简直无法用恰当的语言来加以表述：战壕里的气味、山中的曙光延伸至无限的远方、子弹无情的啸叫声、炸弹爆炸的刺眼光芒和震耳回响、巴塞罗那清新寒冷的黎明、兵营里军靴踩踏的印迹、十二月人们仍然信仰革命、购买食品的长队、红黑相间的旗帜，以及西班牙民兵的面容。这些民兵——我和他们在前线相识，如今大家天各一方，只有上帝才知道他们如今在哪里，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受伤残废，有的被关进监狱——我希望他们大部分人平安、健康、好运连连；我希望他们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将所有不怀好意的德国、俄国和意大利外来者赶出西班牙。我个人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无足轻重，战争只给我留下了最不愉快的回忆，可我还是不想与这场战争擦肩而过。你已经看到了这样一场灾难——虽然西班牙战争已经结束，但这场战争最终将被证明是一场骇人听闻的灾难，它所带来的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屠杀和肉体上的痛苦——这场战争不一定会导致理想破灭或玩世不恭。奇怪的是，整个经历却让我更加坚信人类的高尚品质。
接着，奥威尔经过巴黎。
我去年底前往西班牙途经巴黎时，巴黎给我的印象是没落阴郁，完全不同于我八年前所见到的巴黎，那时生活费用低廉，人们对希特勒全然不知。而现在，早先我所熟悉的咖啡馆约有一半因为没有顾客而关门，每个人都在遭受高昂生活费用和战争恐惧的困扰，可是由于我们刚刚从贫穷的西班牙来到这里，即使巴黎给我们的印象也似乎颇为生气勃勃、繁荣昌盛。有一个大型展览会正高潮迭起，可我们却打不起精神前往参观。
最终，奥威尔回到了英国。
英国——特别是英国南部，也许拥有世界上最和谐的风光。在经历了漫长旅程，特别是当你从晕船中逐渐缓过来以后，突然发现自己坐在列车专用丝绒坐垫上，你很难相信在哪里真的在发生什么事情。日本发生地震、中国发生饥荒、墨西哥发生革命？无须担心，明天早上牛奶还会放在门前的台阶上，《新政治家报》也会照常出版。工业都市离这儿非常遥远，烟雾和穷困被掩藏在地平线下面。这里依然是我童年就已熟悉的英国：被铁路分割的大地上满是野花，站在草地上的马静静地吃草，缓缓流淌的溪水，溪边的柳树，榆树上的榆钱，农舍旁的草丛，伦敦郊外寂静的原野，肮脏河面上漂浮的船只，熟识的街道，海报栏上板球赛和王室婚礼的公告，男式圆顶高礼帽，特拉法加广场的鸽子，红色的巴士，身着蓝制服的警察——所有这一切都睡着了。英国睡意朦胧，我有时担心我们永远不会醒来，直到被炸弹的轰鸣惊醒。
奥威尔以此作结尾，预示着英国的孤立主义和绥靖政策也躲不过法西斯的侵略。
包括我在内，或许很多人都是从“国际纵队”开始了解到西班牙内战的，来自不同国家的志愿者奔赴西班牙抗击法西斯，包括很多知名人物如白求恩、毕加索、海明威等。这被宣扬为“人类第一次为理想而战”，这固然是一件听起来有点浪漫的事情，然而当我深入阅读有关历史之后，却发现事情并不是被广泛描述的那样。西班牙内战被广泛描述为捍卫民主、反法西斯的战争，而它社会革命的性质被隐藏了，当西班牙的工人决定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时，却遭到了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当权派的背叛，斯大林缴了工人民兵的枪，将他们打成法西斯的帮凶，对他们进行大批量的秘密逮捕和处决。奥威尔在面对这一切时，他表现出了对革命坚定的拥护，对阶级坚定的忠诚。奥威尔因何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而不是向西班牙共和国致敬，或是向国际纵队致敬，正是因为加泰罗尼亚是西班牙革命的中心，他在向无产阶级革命致敬，在向献出自己生命的工人民兵致敬，向每一个决心砸碎自己锁链的无产者致敬。他在作品充满着对西班牙普罗大众的颂扬，充满着对西班牙资产阶级的轻蔑，充满着对以斯大林为代表的革命的背叛者的嗤之以鼻。毫无疑问，这就是奥威尔写作的起点，作为一部寓言的《动物农场》既能够以西班牙内战理解，也能够以苏联理解，他所反对的是动物赶走人类建立动物农场吗？不是，而展现的是“人”的丑恶和变成“人”的拿破仑对动物的背叛。《1984》中也时常出现这样一句话，“如果有希望，它一定是在无产者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那些被漠视的大批人身上，在占大洋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身上，才有可能产生将党摧毁的力量......然而如果群众能意识到自身的力量，他们不需要密谋，而只需奋力而起，像马摆脱苍蝇那样抖动身躯。”同时，他也在不停地揭露作为谎言和个人崇拜的制造者的老大哥。
对于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叛变革命的官僚来说，工人阶级的利益是可以出卖的，是可以被当做谈判的砝码的，是可以随时被舍弃的——这是西班牙革命成为一场伟大的悲剧的直接原因，它作为一场工人和农民的自发反抗，在城市中建立了委员会形式的权力机构（其实这就是俄文下的苏维埃），在乡村中没收了寡头的土地，实行了农业集体化（而不是像苏联那样是由强制性的力量所推动并造成巨大危害的），而正是这样的反抗被窒息、被镇压，而且是以共产党、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进行的。同时，我们也对这样一场革命感到惋惜，无论是力量最大的全劳联，还是社会党左翼，还是统工党，都没有坚决地提出夺取政权的纲领，都没有坚定带领人民走向革命的胜利，反而在最接近胜利的时候，他们退缩了，革命的人民群龙无首，革命的力量在内耗中消失殆尽，最终丧命于法西斯和斯大林的屠刀之下。
全书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围绕在前线的战斗。虽然天气越来越冷，缺衣少食，身上长满了虱子，但是奥威尔的文字仍然在情绪上是激昂的。这些民兵并非被征召入伍，他们只是觉得他们斗争的成果是值得他们保卫的，他们自愿奔赴前线而很少出现逃兵。这些战斗似乎和我们想象中的战争有所不同，手榴弹的爆炸是随缘的，射击是从来不瞄准的，负伤多是处于意外而非敌军，向敌方阵营喊话——“不要与你自己的阶级作战！”成为了比开火更有效的手段……奥威尔以一种乐观和幽默的态度记录了一个真实的前线场面。
另一部分，奥威尔则记录了一个真实的革命的西班牙。他记录了他初到巴塞罗那看到的工人是如何掌管了整个城市，看到热情的男孩子积极参加民兵队伍，虽然他们完全没有受到过军事训练。他记录了在马德里最黑暗的时刻，男男女女们仅凭手中的雷管和炸药在广场上左冲右突，捣毁了训练有素的士兵用机枪把守的堡垒，法西斯主义者在战略要害部署的机枪阵地被时速六十英里的出租车冲毁。但革命并不因此就是神圣的、不容非议的，他记录了前线面包的浪费，对伤员的盗窃等等。但这才是最真实的社会革命——不是仅靠某个大人物的英明领导，而是无数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决定成为自己的主人。这场革命虽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它生动地向我们展现了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更使奥威尔被这样的社会主义深深吸引。